2009-03-09
郎咸平的法学素养 bytanfuture
郎咸平的法学素养
2007-6-2 10:27
作者：tanfuture
http://test3.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develop&idarticle=118796
“我的法学素养不比有些法官差。” 这是郎咸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由于郎咸平并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关法律的学术论文，我们只有从他在报章采访、电视节目以及他在一些大学的演讲录音录像中的一些言论来了解郎咸平教授的法学素养。我们从郎咸平教授对陪审团的认识开始，以2003年郎咸平参与仰融案件时有关法律的谈话为重点，对郎咸平的有关法律方面的言论逐一分析。看看郎咸平的法学素养是否真的像他自己说得那样好。
一、陪审团审案跟普通法是一回事吗？
郎咸平说：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
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
实际上，陪审团制度不是普通法系特有的制度，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曾有过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也并非郎咸平说的那样花好桃好，而是有很多的弊端的。陪审团制度很早就在欧洲大陆使用，公元829年路易斯统治时期法国就有过陪审团制度。1789年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又开始实行陪审团制度，并在1808年把这种制度推行到拿破仑所征服的国家之中。德国在1849年到1924年实行陪审团制度。法国和德国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可见郎咸平把普通法说成陪审团审案是完全混淆了普通法的内涵了。
美国的普通法系来源于英国，郎咸平说英国使用陪审团审案。殊不知，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1948年英国的《刑事司法法》完全取消了大陪审团控诉制度。到现在，英国基本上废除了民事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现在仅仅在条文法有规定必须用，或者说法官在“例外的情形下”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才使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统计，在英国有陪审团参加审理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占4％，民事案件占1％。 现在则更加少了。目前英国每年只有12起左右的民事案件实行陪审团审案。
那为什么陪审团制度会被英国和其他国家慢慢淘汰呢？主要原因是陪审团审案有很多弊端，比如：
①陪审团成员的水平良莠不齐，双方律师为了确信陪审团成员充分理解案情，要花大量时间跟陪审团员解释案情。与此同时，在美国陪审团裁决有罪或无罪,大部分州规定陪审团12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只要有一人坚持不同意见,其他11人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达成裁决。这样一来案件审理时间必然拖得很长。据统计，1993年联邦法院陪审团的平均审理时间是5.19天。 这有点像1913年10月6日，选袁世凯当总统时的情形，什么时候选袁当总统什么时候才能吃饭，饿了几天几夜以后国民党最后被迫选袁世凯当总统。天主教选罗马教皇也有类似的安排，据说最长的要上百天才有结果。
可以设想一下，为了达到一致意见，12个陌生的男男女女关在一起，跟外界隔绝，每人每天的补助只有区区15美元（如果超过下午五点半,再加5美元补贴），这种情形是多么的难熬。在陪审团里常常会有因为时间太久，大家撑熬不住，最后抛掷硬币决定意见的情况发生。这种方式得出的结果合理性如何可想而知。但由于陪审团的结论无须任何解释，不过结果合理与否，当事人都必须接受。
②美英两国的研究都显示陪审团容易被当事人的辞藻所打动，或因某种法律因素之外的情节，有时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对此，英国法官有时以陪审团的裁判不合法为由，否定了陪审团的裁决，而进行重新审理。而美国认为陪审团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觉地漠视的情形则比较多。虽然大部分情况下美国法官可以改判，但法官有时并不这样做，而是承认陪审团的裁判，并努力为这种裁判寻求解套的方案。 根据统计刑事案件中，有19％陪审团作出无罪释放的裁决，而法官认为是有罪的，有3％的案件陪审团裁决是有罪的，而法官认为应当无罪释放。 陪审团决定错误比例之高，令人惊叹。
著名的黑人球星辛普森杀妻案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作案现场的指纹和血迹的DNA化验结果都表明辛普森就是杀人的凶手。刑事庭的12人的陪审团中，8人为黑人，2人为中南美裔人，1人为印第安人，还有1人是22岁的白人女性。民事庭则以白人为主。结果在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审判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民事庭陪审团认为辛普森有责任，需要对被害人的家庭进行高达335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刑事庭认为辛普森无罪。 正如《陪审团制度》一书的作者Jeffrey Abramson教授所说：“此案刑、民事诉讼中所有的区别均因两个诉讼中陪审团的黑白分明的人种组成而逊色。两个陪审团，两个社会，两部‘正义’的法典。”可见种族牌在美国陪审团制度下的诉讼常常制造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郎咸平自己常举的例子也说明这点：“我举个例子，在1980年代末期，加州洛杉矶四名白人警察因交通违规事件痛殴一位黑人当事人，他的名字叫金恩。整个殴打过程都被路人用摄像机拍了下来，因此对于我国司法体系而言这就是一个黑人必胜的官司，因为证据太明显了。但是白人警察合资请了最好的律师打官司，而金恩请不起律师只能用庭派律师。虽然当时殴打地点是在市中心，可是警察的律师要求在郊区高级住宅区开庭。法官在对方律师无异议下同意。这就是高水平律师的高招，因为美国学校和警察的经费来源于当地的地产税；越富裕的地区，地产税就越多，学校就越好，警察就越多。因此郊区的老百姓和警察关系极为良好。由于郊区警民关系良好，因此当地的陪审团竟然宣判警察无罪开释。由此而造成了洛杉矶的黑人大暴动。”
除了种族牌，律师们最常用的温情牌。律师，特别是上庭的律师除了是法律方面的专家，还要是煽情大师，有倪萍的水平最好。因为法庭上有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陪审团。陪审团不像那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法官，他们是普通老百姓组成的，感情容易波动。如果哪方律师能用某种方法打动他们，胜利的天平就会向哪一方倾斜。
③在实际司法审判中，“死结陪审团”是大量存在的。在辛普森案发生之前，轰动美国的梅嫩德斯兄弟弑亲案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即使曾经富有的梅嫩德斯兄弟已经承认朝他们父母的脸上、头上和身体打了那么多发子弹，那次审判的两个陪审团却还是不能下达一个裁定，以至成为了“死结陪审团”。这种犹豫不决使得很多民众一头雾水，并对整个国家的司法产生怀疑。
死结陪审团的出现，拖延了诉讼的进程，增加了诉讼的成本；纳税人的钱被不断地花出去，但案件的结果仍看来遥遥无期；另一方面，陪审员们也陷入苦闷，长时间地被隔离，没有行动自由。诉讼过程的无限拖延和不断重复，使得寻求公正的审判变得如此困难。
陪审团有那么多的局限，我们不禁要问，如果陪审团制度成本那么高，得出的结论又未必公正，那为什么美国不废除它呢？回答这个问题要从陪审团在美国的历史说起。
①陪审团可以保护法官的安全。在强大的反对陪审团制度的大潮之下，陪审团制度还能得以在美国维持下来的真正原因是：陪审团制度使法官得以在审判中超脱。在法律诉讼中，常有当事人认为审理不够公正，并因此产生报复的想法。如果案件审理完全由法官决定，当事人就有可能把败诉的原因归咎于法官的“不公平”，进而对法官进行报复。但如果这个审判的决定是陪审团作出的，“恶人”是陪审团做的，而陪审团是匿名的普通老百姓，案子结束后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被判败诉的一方即使要报复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陪审团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使法官的安全得到保障。这大概也是英国有4％刑事案使用陪审团审理，而只有1％民事案件使用陪审团的原因吧。
②陪审团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制度。当初英国人远涉重洋到北美大陆来开辟殖民地的时候，英国的法官也被派到当地来执行公务。而陪审团就是当时殖民地民众抵御英国压迫的法律武器，它可以保障诉讼的当事人不受腐败法官和压迫性法官的审判。美国人将陪审团视为对英国王室的一种制衡。独立战争的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Repressive Acts”。法案除了要求马萨诸塞赔偿茶叶以外就是在马萨诸塞犯罪的英国官员可以不受当地的陪审团审讯。美国人把它称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并发起独立战争。 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包括指责英王侵犯了他们的陪审团审案的权利。可见他们对陪审团制度是多么珍惜，并把它写进1791年《宪法》。虽然陪审团制度不再被一些人当作权利，而被视为一种义务，但美国政府还是把陪审团当作公民教育的重要工具，并把它作为美国重要的传统。陪审团制度是美国人心目中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是老百姓约束政府权利的工具。杰佛逊就曾经说过，陪审团就像一只减震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低来自政府的权力。
③陪审团制度还可以避免法官的勇气受到不必要的挑战。例如，刺杀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辛克里被控有罪的时候，陪审团基于辛克里患有精神病的缘故而对他作出无罪的裁决。不出所料，该判决被社会大众强烈批评。如果是法官作出的判决，也许没有足够的勇气作出同样的决定。但陪审团就可以，因为他们都是平民百姓，这种排山倒海的批评因为缺乏具体的针对性，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难怪法官对陪审团的错误决定也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陪审团制度的存在对他们这个群体的意义最大，虽然还不能说陪审团是他们的替罪羊但至少可以说是他们的保护伞。至于失去的是正义还是公理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并不牵涉到他们切身利益，姑且随他去好了。纽约前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德斯蒙德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公众真实的想法是把陪审团当作政治机构来看待，作为教育公民的方法来看待。我们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或工具，他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它的匿名的、非个人的和无法预言的裁决很可能是武断的。它的裁决常常不是经过慎重研究后作出的结论，而仅仅是一种妥协。
由此可见，大陆法系的国家德国、法国和普通法系国家先后放弃或者基本放弃陪审团制度已经说明陪审团制度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司法制度。美国的股市好不是因为陪审团制度。郎咸平对陪审团制度的理解偏差还表现在对陪审团角色的理解的混沌。我们来看看郎咸平本人对陪审团的亲身经历。
二、陪审团不选郎咸平的理由是因为他是教授吗？
郎咸平在上海财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结果有一个法院来了传票，我很紧张看是不是要判我案子呢。结果一看不是，是让我去当陪审团的团员，我一看我就很激动。我想啊，就是我最合适了，因为我是精英吗。我太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就准备上任了。穿得跟今天一个样子，西服红领带还打了个的就去了。
一到了这个普通法的法院以后呢，觉得自己太伟大了，知道我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吗，因有我一看另外十一个陪审员他们一看就是很蠢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精英，另外还有几个波多黎各人一看就很讨厌。我是精英吗，水平和他们不一样所以坐就不能坐一块，物以类聚吗，所以进了陪审团后我就把座位移开一点，靠右一点不要跟他们坐在一起。味道也大，精英和非精英之间就这个差别，我是天天洗澡的。
到了对方律师开始一个一个地问，问这些人够不够资格当陪审员，那我一想我肯定是够资格的了，他们那十一个肯定是不够资格的，因为他们不是精英吗。问到最后一个是我，因为我把凳子移开了吗。十一个人都合格的他们都合格，我肯定合格。所以对方律师就说“郎先生”，我说，“是是是。”“您的学历。”我说“别提了，不好意思讲的，我是诺顿商学院博士。”律师说，“哎哟，是真的呀。当初我申请也没有申请到”，我说“那不是一般人能去念的吗。”“那您现在的职业是”我说“那就更别提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啊，我说我是纽约大学的教授。我说我拿博士三年就升副教授了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真太伟大了。
然后对方律师说“出去。”“啊！”我叫旁边的一只黑猪“啊，出去、出去，”他最臭了，我说“出去、出去。”然后那律师说“不是啊，郎先生，是请你出去啊”，“呃！？”我说“你反了吗，我是精英，你有没有搞清楚啊？你们到哪里找这么有水平的人啊。”“出去、出去、出去。”我想揍他吗。我说“你这是种族歧视。”
好了，然后开庭开完了人家出来了。嘿，人家还挺客气的。美国人比较虚伪表面上很客气的。然后对方律师对我说，“郎先生其实你不知道的，像你这种人其实都是偏执狂，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一个人念完博士后，既然能够被这种什么大历史角度看公司治理，像这种东西你能花一生的时间去研究，这就看出有多么的偏执。简单就讲你就是神经病，所以这种神经病、偏执狂都不能当陪审团团员的”。
按照郎咸平的说法，律师不选郎咸平作为陪审团的成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教授。实际上郎咸平教授有所不知，美国在挑选陪审团的时候是很有讲究的。候选陪审团员在接受挑选的时候必须回答律师或者法官的问题。回答问题的首要原则是诚信，是不能够说谎的。在中国，可以天天说谎还能享受无与伦比的掌声的这种好事在美国法院是不能够再现的。如果有陪审团成员说谎，败诉的一方可以以此为理由对案件提出重新审判。这在美国有类似的案例。
在这次挑选当中，律师把郎咸平“教授”剔除的原因就是郎咸平在回答律师提问的时候说了谎。律师问他的职业的时候他说他是教授，并说他拿博士三年就升副教授。就是一个谎言。郎咸平在他的三本“著作”《整合》、《操纵》、《运作》的作者简介中也这样说：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读者会问：难道作者简介是也是说谎的？白纸黑字难道还有错？
互联网真是好东西，没有费多少力气我就找到了郎咸平本人提供给香港中文大学的正式简历来证明郎咸平的经历。
http://www.cuhk.edu.hk/puo/bulletin/issue/199702/chinese/cprofile11.htm
1986年－1987年 宾州大学讲师；
1987年－1988年 密歇根州立大学助教
1988年－1989年 （拿博士的第二至第三年）俄亥俄州立大学助教
1989年－1993年 （拿博士的第三年至第七年）纽约大学的助教
1993年－1994年 （拿博士的第七年至第八年）纽约大学的副教授
1994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从这份郎咸平最权威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郎咸平也没有当过纽约大学的教授，也没有博士毕业三年内当上美国的副教授。除非郎咸平再去读一个博士。俗话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想。郎咸平的“当纽约大学的教授，博士三年升副教授”的梦想终于在他的谎言里实现了。不过这些骗术好像以前杨澜也用过，她不是曾经吹嘘说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以后，美国三大电视台都要请她当主持人吗？后来也是被《多维新闻网》把谎言给拆穿了。
郎咸平还在多个场合强调能在美国一流杂志发表三篇论文就可以被美国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他说：“由于发表论文非常的困难, 对于年轻的金融学助理教授而言,只要有三篇JFE或JF的论文就可以在一般比较好的大学拿终生职的教授。” 据郎咸平自称，他在离开美国以前已经在这些杂志上发表十多篇论文了，被这些大学聘为教授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呀。为什么郎咸平没有被美国大学聘为教授，还要到处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的名头来招摇撞骗呢？郎咸平博士毕业8年以后，自称在所谓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纽约大学都没有给他教授职位，郎咸平的水平由此可见。如果郎咸平的水平果真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高，为什么美国纽约大学没有给郎咸平以教授的职位呢？
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2005年12月25日《纽约时报》关于韩国骗子教授黄禹锡报道吧。这篇题为《克隆教授的成功靠的是同行和韩国人的虚荣》的文章,分析了这位韩国教授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爬得如此的高、骗了如此多的人、最后摔得如此重的原因。这篇文章揭示出,这位老兄的文章能在美国最有名望的杂志《自然》、《科学》上发表,靠的是在自己的文章上挂上美国知名度很高的同行的名字。其实他的文章根本上就是劣等货。
说起来玩这种雕虫小技，骗子教授黄禹锡根本没法跟郎咸平比，他的方法郎咸平用了已经快20年了。郎咸平的文章干脆署上《Journal of Finance》主编Rene Stulz的大名。郎咸平的文章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本人破费68元人民币买了一本他在国外发表的论文集——《公司治理》,前后看了几天几夜。看看他的所谓成名之作，核心论点就是：托宾的Q大于1是好公司，而托宾的Q小于1则是坏公司 。你就会感叹：原来美国的杂志水平这么差。这么不堪一击的观点都敢发表？ 我们以前对美国的所谓一流杂志的盲目崇拜是不是太过头了一些？
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2004年6月，沃顿商学院在上海组织一个论坛，活跃在亚洲的知名的沃顿毕业生几乎都被邀请，名单上没有郎咸平。我在想，如果郎咸平真的水平很高，给沃顿商学院增光添彩了，沃顿商学院没有理由不以郎咸平为自豪，也没有理由不邀请这位在中国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与会呀。当然如果沃顿商学院认为郎咸平到处打着沃顿商学院的牌子招摇撞骗，沃顿商学院也只好为当年识人不明吞下苦果。
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俄亥俄大学、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不都是外行，即使郎咸平发表了十多篇论文，但看完他的劣质论文以后，也断然拒绝给他教授职务。美国人没有提早识破韩国的骗子教授黄禹锡,但提早识破了郎咸平。这点值得庆幸，要不然中国人的脸要被他丢尽，就像韩国人的脸被骗子教授黄禹锡丢尽一样。
郎咸平在1994年才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教授资格，有人形容感觉这有点像寒风中两个无家可归的乞丐相互拥抱取暖一样。对于郎咸平来说，虽然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时间很短，不是什么知名的大学，但薪酬颇高，香港的税率很低。而对于诞生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学而言，找到一个自称在国际上挂名发表十多篇学术论文居然还不是教授的郎咸平，其快乐之情不亚于虚荣女子在荷包瘪瘪的时候在圣诞节后的“Boxing Day”促销活动中淘到便宜货。至于郎咸平发表十多篇论文还评不上教授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学就没有必要深究了。反正放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头发白了就是爷爷，这些论文不仅记在郎咸平的名下，也记在香港中文大学账上。香港另外一个学校的一个名叫丁学良的教授不是说了吗，大陆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香港的大学里副教授就是经济学家的标准 。那郎咸平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按照丁学良的标准郎咸平应该是经济学家的平方。
在不久前清华大学的演讲中郎咸平说：“我告诉你，我在香港是首席讲座教授，这个职位是非常崇高的。”他在《操纵》、《运作》、《整合》系列丛书的封面内页作者介绍中还这样介绍自己：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同时在这套系列丛书的第7至9页这样介绍他自己：“在金融学领域的造诣不但是中国人以及所有亚洲人的翘楚，而且绝对是世界级学者。”“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1994年回到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讲座教授。”
实际上呢？打开香港中文大学的网页你会发现：香港中文大学8个学院65个系，郎咸平所在的财务学系只是8个学院之一的工商管理学院下属的6个系之一。即使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香港中文大学的65个系之一的财务学系，跟郎咸平的职务Professor of Finance一模一样的就有好几个，更不要说还有比他们级别更高的 professor-at-large（博文讲座教授）在该系任教。郎咸平在这个系里学术职位都不是最高的，在亚洲却变成最高级别的首席讲座教授。就像一条街上,有三个裁缝, 一个说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裁缝,另外一个说自己是全国最好的裁缝,余下的那个说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那么最优秀的是哪位呢? 连一条街都称霸不了的人,还说称霸世界,在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都算不上最好的，却要说自己是全亚洲最好的教授，实在是可悲可笑。郎咸平就这样自吹自擂，一旦被他的同事们看到情何以堪？
到现在我都佩服美国选陪审团的那位律师，真是火眼金睛，一下子能把郎咸平喜欢招摇撞骗的伎俩识破。郎咸平未能入选陪审团并非因为他是教授，而是因为他不是教授，是冒牌教授。难怪郎咸平对这位律师是恼羞成怒，对他的称呼也是一口一个“对方律师”。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称呼，郎咸平又犯了一个法律方面的天大的错误——
三、什么是独立第三方？
为什么说郎咸平称呼那位识破他说谎的律师是“对方律师”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呢？陪审团的角色类似于临时法官。在法官眼里没有本方和对方之分，只有原告和被告之分。如果眼中已经有本方和对方之分，就是先入为主，有特定立场。审判一定不会公正。换句话说，陪审团员不属于原告或者被告任何一方，是独立的第三方。
而此前郎咸平一而再、再而三说他是“仰融和辽宁省政府之间的独立第三方” 。这恰恰犯了相反的错误——他根本不是独立的第三方，而是仰融方的代表。
为什么说他是通缉犯仰融的代表，而不是所谓的独立第三方呢？
①郎咸平在致搜狐网的信中承认：“我本人从来没有和辽宁省接触过，而辽宁省也没有和我做过任何的接触。”
受仰融方的委托，只接触过仰融方，没有得到另外一方——辽宁省政府的承认能叫独立的第三方吗？俗话说，世上只有船去靠码头，哪有码头靠船的。辽宁省政府没有请你做独立第三方，郎咸平宣布自己是独立第三方会被人认为是有“孔雀开屏，自作多情”的嫌疑。
②郎咸平说：“华晨大股东最近频繁搞了很多小动作套现，就凭这一个小动作美国法院有可能颁布禁止令，禁止大股东转让股权。”
郎咸平说“仰融的太太是美国公民，加州法律规定家庭财产归夫妻双方所有，因此美国法院认定辽宁省接管仰融的产权就是侵占了美国公民的财产。这对美国法律而言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美国法院需要保护美国公民的产权。”
如果真的是一个独立第三人会说美国法院认定辽宁省接管仰融的财产就是侵犯美国公民的财产？他这是越俎代庖！美国哪个法院在什么时候认定辽宁省政府侵犯美国公民的财产？如果真的是独立第三人会这样无端指控当事人中的任意一方吗？这种话连仰融自己都说不出口，足见郎咸平先生护主心切——要不然，这般诽谤、威胁的话怎么说得出口？
你能说辽宁省接管的是仰融的产权吗？不能，从法律意义上说，仰融只是华晨公司的前任管理者：
首先，仰融的确给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出过100万港币。但名义是捐款，仰融所谓的出资文件是“捐款协议书”。难不成你给寺庙捐点钱，方丈就得跟你姓？
其次，仰融出资的钱是哪里来的？国内两家倒闭的金融机构海南华银信托投资公司和大连证券公司都是仰融旗下的产业。现在两家加起来亏空50亿元左右。合理怀疑，仰融投资华晨的资金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从这两家金融机构里出来的，仰融在多个场合也间接承认了这一事实。
再次，仰融从华银和大连证券投资到华晨的钱早已经被仰融以数倍的比例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仰融拿走了。要不然仰融个人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圆通科技从哪里来的？仰融在美国聘请的“最高级”的律师的费用从哪里来的？
我本来也不应该置疑郎咸平的立场，让人看起来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胡适先生也曾经批评过类似的行为。他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人不信天下有‘无所为（不是为了利益）’的公道话。凡是替某人某派说公道话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处的，或是想吃羊肉 的。老实说罢，这是小人的心理，这是可以忘国的心理。” 但我相信，如果胡适先生长寿，能够活到今天，听到郎咸平为了仰融的利益可以信口雌黄到这般田地，一定不会说郎咸平是“无所为、无所图”的。
③在辽宁省政府不理睬他以后，郎咸平自弹自唱道:“感谢王律师赞同我的观点,但我遗憾地告诉王律师‘这一切都太迟了’”。这个王晓麟律师就是观点跟郎咸平“惊人的一致”的那位自封为华裔律师协会会长的人。后来《多维新闻网》刊登了何必桢先生《评王晓麟律师关于仰融诉辽宁一案的误导》文章，真相大白，原来这位所谓中立的、观点和郎咸平完全一致的的人就是仰融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就是说，王律师和郎咸平一样，都是仰融的受托人。虽然郎咸平说他没有收仰融的钱，但我想何必桢先生即使能耐再大也未必能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何必桢也许是化名，取意：何必真，讽刺王晓麟、郎咸平之流为了一己之利不惜千方百计误导百姓。）
事实证明郎咸平在仰融案中不是独立第三方，是仰融一方的代表。联想到郎咸平在美国陪审团员选拔时的经历，你会发现他把本应该是独立第三方的陪审团的角色混淆了。
四、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亲自要求郎咸平退出独立第三方？
想当所谓的独立第三方当不成，辽宁省政府根本不理睬他。郎咸平有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荒唐的独立第三方在自导自演闹了几天之后，最后落得自我罢免的下场。但这位郎咸平教授还不甘心只作“五日京兆”，临了还不忘两次盗用美国大法官的名义来抬举一下自己。他在《郎咸平致函讲述退出仰融案独立第三方内幕》中说：
“事实上我已经接到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的通知要求我退出独立第三方的调解，我认为这有可能是这些大律师运作的结果。”“在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的亲自要求下，我已于日前和仰融签订解除独立第三方的书面协议，而该协议书已正式递给了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正式控诉即将开始。”
短短两句话，却引出一个弥天大谎：
首先，郎咸平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第三方，辽宁省政府从来没有认可他作为独立第三方，他也没有跟辽宁省方面做过任何接触 ，何来什么解除独立第三方协议？就像我老家附近的大别山的老太太某天宣布说，我放弃参选美国总统一样。老太太本来就不是什么美国总统的合格参选人，何来弃选？郎咸平的这种所谓的解除行为无非是虚张声势罢了。
其次，郎咸平说解除独立第三方的书面协议书递交给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正式诉讼即将开始。还说什么一旦诉讼正式开始，控辩双方不能私下接触。实际上，美国法院在接受诉讼的时候才不会管你有没有什么独立第三方，如果真的有的话。也不会阻止控辩双方的任何接触。只要控辩双方愿意，天天睡在一个被窝法官都不会有意见。
还有，郎咸平在这里信口雌黄说什么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亲自通知他。并说是大律师运作的结果。（暗示他们那边有背景，有关系。）这对美国大法官是一种侮辱。迄今为止，在美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联邦法院大法官被收买的事件。
实际上，联邦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亲自通知你的，普通法官都不会。在诉前程序里，美国法院由书记处理文件。这一点，美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得清清楚楚，“Cleck’s office”【似应为Clerk——(-:注】书记员办公室负责受理案件。
美国的司法体系是由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两部分组成。其中联邦法院系统是由三级法院组成。
最基层的是联邦地区法院，一共有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像受理仰融案的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就属于这种类型。
往上一级是13个联邦巡回区的上诉法院。其中11个巡回法院每个法院下面有7、8个基层法院，另外有一个专为来自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地区）的巡回法院和一个联邦巡回法院。联邦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负责一审（Original Trail），联邦巡回法院（Circuit Court of Appeals）负责受理上诉的案件。美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一般案件就到巡回法院为止了。
最高层的法院称为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称为联邦法院大法官，目前有9名大法官。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一共有不到110位大法官。其总数量仅仅是美国总统数量的两倍多一点。联邦大法官一般不受理初审案件，除非涉及两个州之间的地界纠纷等。怎么可能管你这个一个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一个虚无飘渺的官司呢？还亲自要求你郎咸平签署什么莫须有的解除“独立第三人”协议？
五、仰融胜诉是板子上钉钉的事情？
①郎咸平说：“仰融的出资证明肯定是存在的，否则美国法院没有可能接受他的诉讼。”
错！美国法院接受任何民事诉讼，无须证据。
根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审前程序包括：诉答程序（pleading）、证据开示程序（Discovery）以及审前会议组成。在美国起诉的时候只需要有合格的律师填一张立案单也叫起诉状（complaint） 。内容包括：诉讼性质、管辖权和审判地、当事人、背景和诉讼请求。诉状交由法院的接待书记官进行格式审查，书记官的职责就是找出其中的错误，以便律师进行纠正。但《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条第5款规定：“书记官不得因提交文件的格式不适当而拒绝接受所提交的任何诉状。”因为立案属于程序立案而不是实体问题，所以起诉并不需要所谓的出资证明，不需要出示任何证据的。除非律师资格有问题，书记官是不能拒绝立案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你可以以任何理由控告任何人，再荒唐的案子法院都会受理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拿“受理案件”来讹诈别人。
美国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立案庭，可以根据情况拒绝立案。美国没有拒绝立案一说。美国立案也无须任何证据。证据的提供是在后面一个阶段，也就是证据开示阶段。但这个阶段并不是向法庭提供证据，而是跟诉讼的对方相互交换证据。向法庭提供证据那要到庭审阶段，庭审阶段主要向陪审团提供证据。
难怪美国人常说这么一句话：只要你愿意，三明治你都可以告。有时候即使你告得没有理由，被告者为了息事宁人，与原告和解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例如，1931年10月，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柯立芝在广播中提醒听众谨防那些企图更改他们的保险单的保险经纪人。圣路易斯的保险公司职员刘易斯·蒂贝特到法院起诉柯立芝总统，要求赔偿10万美元，声称由于柯立芝的讲话，他的生意受到损失。柯立芝总统为了避免惹人注目的审判，用2500美元跟原告庭外和解。原告讹诈成功。
②郎咸平说：“解除第三方协议书正式递交联邦法院，正式控诉已经开始。”
错！仰融案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正式诉讼阶段，在诉前阶段就因为管辖权问题被美国法官驳回（dismissed）。
郎咸平说这个话的时候，美国法院还没有把起诉书送达辽宁省政府，正式诉讼要审前会议结束以后才开始。在诉答程序中，原告启动了诉讼，并在申诉状（declaration）中提出了相适应的诉讼形式，这将导致令状的签发。被告在提交他的答辩状（response）时可以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意。（plea to jurisdiction）。也就是说，辽宁省政府成功地在审前程序的第一个阶段就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最后这个案件在管辖权的问题上被美国法院驳回（dismiss）了，也就是始终没有进入实质诉讼阶段。郎咸平的所谓控诉已经开始的说法是错误的。
③郎咸平说：“我在国内也听过很多专家大谈主权豁免的问题，听起来言之凿凿，事实上是不理解美国法律有关主权豁免的基本精神。主权国家的政府可享有豁免权，政府不接受外国法院的管辖，但前提是在行使政府职能时可使用。若参与的是直接经济行为，则不享受豁免。”郎咸平说：“辽宁省参与的华晨产权纠纷是一个简单而清楚的直接经济行为，因此美国法院对此当然有管辖权。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辽宁省与仰融的官司还没打，胜败就已见分晓。”
错！根据美国的法律，要判断经济行为是否是政府行为的关键在于：外国政府这种行为是不是一般的商业主体在一般商业活动中能做到的，如果一般商业主体能做到就是直接经济行为，如果一般商业主体做不到，就不是直接经济行为。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外国政府在美国定购了一台音响设备，就会被认定是“直接经济行为”，因为任何一个商业主体都能像外国政府一样在美国定购音响设备。如果因为外国政府出台新的海关政策导致美国出口商的货物积压在仓库，让美国出口商遭受损失并因此而赔钱，就不是“直接经济行为”。美国法院就没有管辖权。
为什么美国法院对于外国政府“非直接经济行为”的案件没有管辖权呢？这是因为美国法院在受理案件的时候有一个迴避“政治问题”原则。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越权。即使有些案件在普通人看来可以由法院管辖，但当法官认为这一管辖可能会引起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冲突的时候，这类案件可以被看作是“政治问题”而确定为“非司法性案件”，予以回避，从而使法院超然于政治漩涡之外，保证司法中立。外国政府“非直接经济行为”也是一种行政行为。
由此可见，因此美国法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拒绝正式受理仰融的案件是有原因的，即使仰融申请上诉结果也不会改变。郎咸平所谓的仰融胜诉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际上是想当然。
④郎咸平说：“可是按照美国的实体法角度来看，就算辽宁省拿出华晨中国汽车的代理人文件也无法改变仰融出资的事实。除非辽宁省能拿出投资证明，否则没有胜诉的可能。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应诉。而不应诉，美国法院也可作出缺席审判，辽宁省必败无疑。
在郎咸平看来，中国政府在仰融案中是死路一条了。
郎咸平说：现在美国媒体关注的并不是6.9亿美元的赔款，美国媒体认为这是必须还给仰融的。关键是法院会如何判决惩罚性赔偿，一旦取了上限，就意味着辽宁省将面临高达27.6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中国有关单位退回美国法院传票的做法，很有可能成为促使美国法院判辽宁省27.6亿美元赔款上限的重要导火线。这也就是说辽宁省每一个老百姓要平均分摊520元人民币，辽宁省政府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而且根据香港媒体广泛报道华晨大股东最近出手频繁搞了相当多的小动作套现。如果香港媒体报道属实，就凭这一个小动作美国法院就有可能颁布禁止令，禁止大股东转让股权。辽宁省应该警惕仰融的大律师们随时在收集不利于辽宁省的证据。
仰融的太太是美国公民，加州法律规定家庭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因此美国法院认为辽宁省接管仰融的产权就是侵占了美国公民的财产。这对美国法律而言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错！美国的法院在程序受理案件以后，除了管辖权的考虑之外，在决定案件是否进入实质受理阶段时还会考虑该案件是否具有可司法性(justiciable)。
判定案件是否具有可司法性要符合很多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原告的主体合法性。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真实案件或纠纷是指当事双方之间有真实的相互对立的利益关系。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真实的利害关系，美国联邦法院将宣布案件缺乏可裁判性而将其驳回。 换句话说，不是受害者就没有权利对所谓的“加害者”进行诉讼。具体到仰融案，即使管辖权的问题上，仰融方说服了美国联邦法官也不意味着法官最后会受理仰融案。因为，仰融和他的太太以及仰融旗下的华博公司并不具备案件的主体资格。也就是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华晨中国的股权。这一点，英国的法院已经作出了准确的裁决。
2003年2月12日，英国百慕大高等法院正式宣布：百慕大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认定：“华博公司从未拥有华晨中国(CBA)的任何股权”。法院还认为，华博公司的诉讼不是“可信的诉讼”；华博公司提出“其以信托方式将CBA的股权交给基金会”的主张构成“滥用法院程序”；华博公司是在“蓄意误导法院”，没有向法院说明华博公司从未拥有CBA股权的证据，是对“重大”事项未作披露的“严重”行为；华博公司“故意向法院隐瞒事实”。希望华博公司不要上诉，以免浪费司法资源。对于这个审理结果，各大报章都有报道，郎咸平是十分清楚的。在这种条件下，他还要帮仰融“伸张正义”，这种行为实在让人不解。
郎咸平关于美国媒体报道认为辽宁省政府面临美国法院27.6亿美元的赔款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美国没有一家主流媒体会这样捕风捉影，只有一家“某某功”办的报纸在那边煽风点火。
至于郎咸平说美国法院认为辽宁省接管仰融的资产就是侵犯美国公民的财产更是让人们觉得这个“独立的第三者”比夫妻生活中出现的第三者还要可恶，简直把自己化妆成美国法官或者是美国法院的官方发言人了。
郎咸平还“大度”地说：赢了官司以后，仰融只拿回他6.9亿美元，其余的27.6亿美元罚款都捐出来做慈善事业。也许仰融是想捐，但在中国却没有人或机构敢接受了。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就是因为接受了仰融的100万人民币还被仰融分别在中、英、美三地各告了一次。按照这个比率计算，接受这笔子虚乌有的27.6亿美元捐款可能有被告5万次的风险。
郎咸平煞有其事地大谈惩罚性赔偿过嘴瘾的同时，也许还不知道，根据美国有关法律，政府并不承担惩罚性赔偿（见美国法典第28卷第1606条，28 U.S.C.A.§1606），即使是辽宁省政府败诉，也没有所谓的27.6亿美元的罚款的说法。
⑤郎咸平说：辽宁省完全不理解在美国打官司律师才是胜败的基础。辽宁省绝对无法再找到能与之抗衡的律师。而且这些重量级的大律师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声誉，他们事前都对此案作过详细的分析，如果没有胜算的可能他们根本就不会出面接，因为此案的国际影响是很大的，一旦败诉，他们是输不起面子的。
郎咸平说：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Bob Dole）已经正式受聘于仰融为其"专职顾问".我想我不需要提醒我国政府这个人在美国政界的分量。而且根据我的了解，多尔准备在美国主流媒体写几篇有关他对仰融案件的看法。目前仰融想停下来也不可能了，因为这些大律师们不会同意的。
这段话是标准的郎式逻辑，是自相矛盾的。在很多场合郎咸平一再鼓吹美国的法律如何的公正，在这里却说美国打官司律师才是关键。也就是说你只要有钱就能在任何官司中胜利。那么，打官司就比谁的钱多？富人永远都是官司的胜利者？如果真是这样，富人对穷人还不是为所欲为了？如果真是这样，美国法律还有什么公正可言？郎咸平还要把美国法律推荐到中国来，比如郎咸平说：我就是要借这个案例在中国建议一个判例判案的范例。
如果郎咸平的话真的是对的话，那么比尔·盖茨可以先把那些水平最高的律师全部包下来，然后为所欲为好了。实际上，微软在美国的官司胜率并不是那么高，微软在美国已经是最有钱的公司了，郎咸平能不能作合理的解释呢？
原告有权力在任何时间让诉讼停下来，也有权利在任何时候解除律师的代理关系。律师永远是被当事人雇佣的有条件的代理人。说大律师不会同意仰融停下来，除了贻笑大方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六、北京市二中院不能判中央败诉？
郎咸平说：目前中国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还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司法暴力审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著名的例子当推港商嘉利来的股权被侵吞案。1995年，香港嘉利来与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组建公司，共同开发世贸中心项目。2000年时，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垂涎于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社会恶商，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侵吞嘉利来股权。
2001年年底，嘉利来提起行政复议，商务部其后撤销了北京市商务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务局拒不执行。其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法制办查核后，国务院办公厅零三年七月责令商务部等单位督促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中央政府行政复议决定。8月14日商务部也明确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为遮掩商务局违法行政的错误，北京二商集团依据伪造的复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商务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败诉。北京市政府内部的腐败分子这种操纵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决将尽失民心，而严重动摇国本。
给不法富豪代言，郎咸平真的是铆足了劲。上次给仰融代言，要当辽宁省政府和仰融之间的所谓的“第三者”，用的是霸王硬上弓的方法，效果并不好，没有吃到羊肉还惹了一身骚。“独立第三方”没有当成，还落下了不少骂名，成为郎咸平职业生涯一个重大污点。
和上次为仰融代言一样，郎咸平这一次还是选择和香港的《亚洲周刊》合作，与一个名叫纪硕鸣的记者里外呼应。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用“夹带私货”的方法处理“嘉利来代言案”。郎咸平在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先对中国改革一顿臭批，什么“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国企改革天怒人怨”、“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然后把社会乱象罗列一番，最后真正的大戏才登场。为“港商嘉利来”，跟北京市二中院叫板。
然而，不管郎咸平怎样乔装打扮，这里面的漏洞还是非常明显。对照2005年5月27日《凤凰周刊》的文章《一起民事纠纷如何演变成政治话题》我们可以看到:
1.北京市二中院判中央政府败诉折射中国司法的进步。在行政诉讼中，政府机关特别是中央政府作为被告在以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地方法院判商务部败诉在以前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郎咸平口口声声要严刑峻法，真的法律来了却不干了。为什么？侵犯了郎咸平的委托人的利益。联想到郎咸平在诽谤赵勇之后不认账的行为，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法律是为别人准备的，涉及郎咸平或郎咸平所代理的当事人的利益，法律就要为利益让路了。
2.北京市二中院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会判商务部败诉。2002年9月10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其时正在北京参加“省部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的200余名省部级领导干部特地前来旁听。法院把该案是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示范案例来办，法院误判、错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商务部是行政复议为何被判无效？并不是像郎咸平所说得那样，北京市商务局违抗商务部，而是商务部行政复议是一个非法的公文。
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商务部的前身外经贸部是当时国务院的下属机构，并没有权限对嘉利来案独立作出行政复议，必须依据国家工商局的裁决来作复议。这点，有国务院法制办的公文为证。国务院法制办于2002年3月13日以国法协函[2002]6号文复函外经贸部：“你部反映受理的香港嘉利来公司行政复议案，需要以其他相关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你部可以在其他相关行政复议案件审结前，中止香港嘉利来公司行政复议案的审理。”2002年6月6日，国家工商局以工商法函字[2002]第67号文，向国务院法制办书面汇报行政复议审理情况：第一，明确说明国家工商局已审理完结该行政复议案；第二，国家工商局的审理意见为：“1.申请人(指香港嘉利来 檀注)出资不符合规定，事实基本清楚；2.北京市工商局作出《限期出资通知》及其《确认函》在形式及作出程序上并无原则错误。” 2002年7月，外经贸部在国家工商局未公布相关行政复议决定之前，也未中止审理的情况下，作出外经贸法函[2002]67号行政复议决定。2003年12月，国家商务部(即原外经贸部)一审败诉。依据二中院的庭审记录，外经贸部存在着片面采信编造证据，主要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超过法定90天的最长审限；超越工商管理机关（国家工商局）的职权；漏列复议第三人等过失。 也就是说，商务部的行政复议决议是突击的、越权的、无效的。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商务部作出的不寻常举动，值得高度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此案牟取了不正当利益。
4.嘉利来案件的来龙去脉：1995年1月12日，广东佛山居民黄国强和其妻邓笑莲在香港注册的香港嘉利来公司与北京二商局等单位签订《中外合作北京嘉利来置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合作开发北京世贸中心项目。根据合同：嘉利来的股东，香港嘉利来提供的合作条件是承担1200万美元注册资本出资和提供一期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1800万美元)出资，并负责筹集开发建设项目所需的全部资金(即约定的1.8亿美元，其中，含土地出让金约3500万美元)，原计划建设项目应在2000年底前建成，建设期内，二商集团享有每年不少于2300万元的综合补偿。
经北京市工商局查明，嘉利来实际上是中国佛山市居民黄国强和其妻邓笑莲在香港注册的皮包公司。实投资本1万港币，无财产、无投资记录。根据2004年2月10日 新浪财经报道，嘉利来投入的注册资金是从佛山建设银行借来。 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按照合同，香港嘉利来公司负责整个项目的资金筹集，到争端开始为止，该处仍然只见一个大坑，没有任何建筑物出现。而挖坑所需的1亿资金是中建一局垫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嘉利来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职责。北京的市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挖一个大坑等了他们七年以后再等下一个七年。当然，如果后继者有不法行为，坚决严惩。郎咸平一直以保护国有资产的面目出现，却终于在仰融案和嘉利来案现出了自己的原形。原来他不过是一匹披着羊皮的“郎”。
七、顾雏军的律师信是恐吓信？
顾雏军请大律师，按程序郎咸平也要请大律师？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时，郎咸平这样说：他（顾雏军）找了香港屈指可数的几个最贵的御用大律师(Senior Counsel)和我打官司。虽然我只是一个穷学者，但是按照程序，我也必须相对应地聘请御用大律师和一般律师。
香港的法律程序规定你必须相对应地聘请御用大律师？男子汉做事敢作敢当。如果你真的诽谤顾雏军，就勇于面对；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顾雏军真的在国退民进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你有足够的证据的话，法律正好还你的公道。中国香港也是一个法制社会，在法律面前谁都没有特权。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辩护；如果符合条件，你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由法庭指派或香港的法律工作者义务为你辩护。没有需要相对应地聘请“御用大律师”的说法。实践证明，他最后也没有聘请“御用大律师”。
顾雏军的律师信是恐吓？
2004年8月9日《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把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报道以后，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于8月13日正式向郎咸平发函要求澄清事实。律师函有这样一句话：
“If any of the requests are not complied with，our client will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protect his reputation，including commencing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 you without future notice。”(如果要求不被执行，我们的委托人将保留采取任何保护声誉的措施的权利，包括法律诉讼，恕不知会)。
让我们看看郎咸平在接到律师函以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郎咸平说：
顾雏军要求我在8月16日星期一以前完成第1、3两项行动。并要求我在8月17日星期二以前完成第2项行动。如果我不听他的命令，顾雏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法律程序，也就是说这个必要的手段也包括了非法律程序了，以保护他的名声，而不会再通知我。这也就是说这个后续行动是我不知道的，那对我而言就是顾雏军的秘密行动了。那么我的合理推论是我在8月14日周六才签收8月13日发的律师函，因为是周末我还没有来得反应，顾雏军在周一，也就是8月16日就有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了？而这也是为何我要在8月16日召开记者会的主因。我希望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如果我本人、家人、以及朋友受到顾雏军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伤害的话，我和顾雏军不同，我将完全而且充分地采取法律程序，因为这是一个守法的老百姓应该有的基本观念。
众所周知这是香港律师在律师函中标准说法，并不构成威胁，也没有任何采用非法手段和秘密行动的意思。对此身在香港，智商很高的郎咸平应该明白。但他却故意曲解，误导大众，然后大肆炒作。
八、条文法和案例法中哪一个更能适应新情况？
郎咸平说：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郎咸平还说：你知道什么是普通法吗，我们就是要这么一批脑筋空白的人。
实际上，普通法（common law）又译为习惯法或常法。不是郎咸平理解的不看书、不看报的普通人的法律。普通法指历史上法官根据习惯和惯例所进行的司法判决中逐步形成的、为各方所接受的法律。 普通法的基本形式是判例法，其重要的一项原则是“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即法官在审判中应该遵守以前同类案件中法官判决所确立的规则。从表面上看，普通法似乎就是由许多判例组成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因为普通法实际上是由一代代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发现”并通过判决重复表述出来的法律规则的组合。从本质上讲，普通法的确立或形成是法官在具体案件情况下“发现”法的持续过程。
跟条文法相比，判例法的缺点就是对社会新变化反应迟缓。 而条文法对社会新变化反应要快一些，为什么？判例法主要是法官立法或者说法官造法。我们都知道，法院从来都是被动的，没有人提起诉讼，法院是不能介入的，法院更不能对未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干预、调解、审判或裁决。而议院的议员也就是所谓的立法者则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去立法。这点判例法做不到。这也就是为什么1933年以后美国针对美国证券市场的乱象立了很多条文法，如《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原因很简单，以前的判例法不能应付这些问题。法律除了惩罚的作用之外，还有震慑的作用。判例法对以往出现过的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有震慑作用。但是对新的犯罪种类而言，条文法有时可以遇见到可能的犯罪行为，并先行立法防范，这点是案例法所办不到的。
银广夏的案件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国家没有相关的法律治罪，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立法懈怠，另外一方面可能跟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银广夏还有其他类似的案件没有得到及时的、恰当的处理跟什么法系没有什么关系。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当初美国纽约州检察长朱利安尼起诉迈克·米尔肯的时候涉及罪名89个，我们要想起诉银广夏，罪名不会比米尔肯少。
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只有美英两个国家的股市好，世界上第二大股票市场在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日本。
美英的证券市场之所以搞得还不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半个多世纪前有辉煌的帝国史。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他们都要感谢这个世界上金融细胞最发达的荷兰人。是荷兰人把金融的真谛传给美英两国的。郎咸平常提到南海泡沫，殊不知比他们早一个世纪荷兰就有郁金香球茎狂潮。1688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来到英国兼任英国国王。确立了相对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度的同时也带来了荷兰人喜欢炒作的金融理念，后来才有所谓的南海泡沫。美国更不必说了，纽约原来不叫纽约，叫纽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华尔街(wall street)原本是荷兰人修的抵御英格兰人入侵的一堵墙而已。世界上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是17世纪初在荷兰成立的。世界上可考的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也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而不是郎咸平所说得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发行了当时价值650万荷兰盾的股票。现在在荷兰的股票博物馆里还有这张股票在那里展示。可见，美国证券市场发达跟所谓的普通法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美国证券市场的管理是以条文法为主。
九、美国证券市场实行辨方举证制度吗？
郎咸平在中国内地还有一个美誉就是“郎监管”。他强调用严刑峻法对中国股市进行监管，对此本人深表赞同。但郎咸平说美国股市实行辨方举证，说美国证监会有无限的权力。在本书的另外两篇文章里面都有详细的资料来证明这两点是错误的，子虚乌有的。美国证券市场没有辩方举证的制度安排，而美国证监会在监管美国证券市场是无力的，不太成功的。2002年的美国证券市场丑闻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证监会监督不力所致。
关于辨方举证制度，后面有专门章节详述。
十、集体诉讼？
郎咸平一直主张集体诉讼是是美国证券市场兴旺发达的法宝，只有一次除外。那就是当他希望成为仰融和辽宁省政府之间的所谓的“独立第三人”的时候。他说“如果是小股民直接控诉，他们情绪往往会比较激动。而由第三方则能比较冷静的处理问题。”
集体诉讼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十分有限，这点在本书另外的一篇文章有专门的数据来证明。集体诉讼也不能遏制证券欺诈事件的发生，从集体诉讼的案件逐年上升就可以看到这点。集体诉讼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的利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集体诉讼的对象不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而是上市公司本身。集体诉讼案件往往是上市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出钱和解，而不是犯罪的施行者。集体诉讼本质上不过是美国政府转移矛盾焦点的一个手段而已。
结语
在《致函搜狐网 透露退出华晨案独立第三方的内幕的信》中，郎咸平说：“我对美国的法制系统太了解了。” 但郎咸平的“革命热情”终于不敌残酷现实，美国法制系统最后对仰融案的判决还是让郎咸平大失所望。郎咸平还在2003年7月3日说：“我的法学素养不比有些法官差。”
从上面的郎咸平对法律问题的言论来看，他的法学素养让我等实在无法恭维。
2007-6-2 10:27
作者：tanfuture
http://test3.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develop&idarticle=118796
“我的法学素养不比有些法官差。” 这是郎咸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由于郎咸平并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关法律的学术论文，我们只有从他在报章采访、电视节目以及他在一些大学的演讲录音录像中的一些言论来了解郎咸平教授的法学素养。我们从郎咸平教授对陪审团的认识开始，以2003年郎咸平参与仰融案件时有关法律的谈话为重点，对郎咸平的有关法律方面的言论逐一分析。看看郎咸平的法学素养是否真的像他自己说得那样好。
一、陪审团审案跟普通法是一回事吗？
郎咸平说：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
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
实际上，陪审团制度不是普通法系特有的制度，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曾有过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也并非郎咸平说的那样花好桃好，而是有很多的弊端的。陪审团制度很早就在欧洲大陆使用，公元829年路易斯统治时期法国就有过陪审团制度。1789年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又开始实行陪审团制度，并在1808年把这种制度推行到拿破仑所征服的国家之中。德国在1849年到1924年实行陪审团制度。法国和德国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可见郎咸平把普通法说成陪审团审案是完全混淆了普通法的内涵了。
美国的普通法系来源于英国，郎咸平说英国使用陪审团审案。殊不知，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1948年英国的《刑事司法法》完全取消了大陪审团控诉制度。到现在，英国基本上废除了民事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现在仅仅在条文法有规定必须用，或者说法官在“例外的情形下”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才使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统计，在英国有陪审团参加审理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占4％，民事案件占1％。 现在则更加少了。目前英国每年只有12起左右的民事案件实行陪审团审案。
那为什么陪审团制度会被英国和其他国家慢慢淘汰呢？主要原因是陪审团审案有很多弊端，比如：
①陪审团成员的水平良莠不齐，双方律师为了确信陪审团成员充分理解案情，要花大量时间跟陪审团员解释案情。与此同时，在美国陪审团裁决有罪或无罪,大部分州规定陪审团12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只要有一人坚持不同意见,其他11人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达成裁决。这样一来案件审理时间必然拖得很长。据统计，1993年联邦法院陪审团的平均审理时间是5.19天。 这有点像1913年10月6日，选袁世凯当总统时的情形，什么时候选袁当总统什么时候才能吃饭，饿了几天几夜以后国民党最后被迫选袁世凯当总统。天主教选罗马教皇也有类似的安排，据说最长的要上百天才有结果。
可以设想一下，为了达到一致意见，12个陌生的男男女女关在一起，跟外界隔绝，每人每天的补助只有区区15美元（如果超过下午五点半,再加5美元补贴），这种情形是多么的难熬。在陪审团里常常会有因为时间太久，大家撑熬不住，最后抛掷硬币决定意见的情况发生。这种方式得出的结果合理性如何可想而知。但由于陪审团的结论无须任何解释，不过结果合理与否，当事人都必须接受。
②美英两国的研究都显示陪审团容易被当事人的辞藻所打动，或因某种法律因素之外的情节，有时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对此，英国法官有时以陪审团的裁判不合法为由，否定了陪审团的裁决，而进行重新审理。而美国认为陪审团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觉地漠视的情形则比较多。虽然大部分情况下美国法官可以改判，但法官有时并不这样做，而是承认陪审团的裁判，并努力为这种裁判寻求解套的方案。 根据统计刑事案件中，有19％陪审团作出无罪释放的裁决，而法官认为是有罪的，有3％的案件陪审团裁决是有罪的，而法官认为应当无罪释放。 陪审团决定错误比例之高，令人惊叹。
著名的黑人球星辛普森杀妻案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作案现场的指纹和血迹的DNA化验结果都表明辛普森就是杀人的凶手。刑事庭的12人的陪审团中，8人为黑人，2人为中南美裔人，1人为印第安人，还有1人是22岁的白人女性。民事庭则以白人为主。结果在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审判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民事庭陪审团认为辛普森有责任，需要对被害人的家庭进行高达335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刑事庭认为辛普森无罪。 正如《陪审团制度》一书的作者Jeffrey Abramson教授所说：“此案刑、民事诉讼中所有的区别均因两个诉讼中陪审团的黑白分明的人种组成而逊色。两个陪审团，两个社会，两部‘正义’的法典。”可见种族牌在美国陪审团制度下的诉讼常常制造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郎咸平自己常举的例子也说明这点：“我举个例子，在1980年代末期，加州洛杉矶四名白人警察因交通违规事件痛殴一位黑人当事人，他的名字叫金恩。整个殴打过程都被路人用摄像机拍了下来，因此对于我国司法体系而言这就是一个黑人必胜的官司，因为证据太明显了。但是白人警察合资请了最好的律师打官司，而金恩请不起律师只能用庭派律师。虽然当时殴打地点是在市中心，可是警察的律师要求在郊区高级住宅区开庭。法官在对方律师无异议下同意。这就是高水平律师的高招，因为美国学校和警察的经费来源于当地的地产税；越富裕的地区，地产税就越多，学校就越好，警察就越多。因此郊区的老百姓和警察关系极为良好。由于郊区警民关系良好，因此当地的陪审团竟然宣判警察无罪开释。由此而造成了洛杉矶的黑人大暴动。”
除了种族牌，律师们最常用的温情牌。律师，特别是上庭的律师除了是法律方面的专家，还要是煽情大师，有倪萍的水平最好。因为法庭上有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陪审团。陪审团不像那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法官，他们是普通老百姓组成的，感情容易波动。如果哪方律师能用某种方法打动他们，胜利的天平就会向哪一方倾斜。
③在实际司法审判中，“死结陪审团”是大量存在的。在辛普森案发生之前，轰动美国的梅嫩德斯兄弟弑亲案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即使曾经富有的梅嫩德斯兄弟已经承认朝他们父母的脸上、头上和身体打了那么多发子弹，那次审判的两个陪审团却还是不能下达一个裁定，以至成为了“死结陪审团”。这种犹豫不决使得很多民众一头雾水，并对整个国家的司法产生怀疑。
死结陪审团的出现，拖延了诉讼的进程，增加了诉讼的成本；纳税人的钱被不断地花出去，但案件的结果仍看来遥遥无期；另一方面，陪审员们也陷入苦闷，长时间地被隔离，没有行动自由。诉讼过程的无限拖延和不断重复，使得寻求公正的审判变得如此困难。
陪审团有那么多的局限，我们不禁要问，如果陪审团制度成本那么高，得出的结论又未必公正，那为什么美国不废除它呢？回答这个问题要从陪审团在美国的历史说起。
①陪审团可以保护法官的安全。在强大的反对陪审团制度的大潮之下，陪审团制度还能得以在美国维持下来的真正原因是：陪审团制度使法官得以在审判中超脱。在法律诉讼中，常有当事人认为审理不够公正，并因此产生报复的想法。如果案件审理完全由法官决定，当事人就有可能把败诉的原因归咎于法官的“不公平”，进而对法官进行报复。但如果这个审判的决定是陪审团作出的，“恶人”是陪审团做的，而陪审团是匿名的普通老百姓，案子结束后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被判败诉的一方即使要报复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陪审团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使法官的安全得到保障。这大概也是英国有4％刑事案使用陪审团审理，而只有1％民事案件使用陪审团的原因吧。
②陪审团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制度。当初英国人远涉重洋到北美大陆来开辟殖民地的时候，英国的法官也被派到当地来执行公务。而陪审团就是当时殖民地民众抵御英国压迫的法律武器，它可以保障诉讼的当事人不受腐败法官和压迫性法官的审判。美国人将陪审团视为对英国王室的一种制衡。独立战争的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Repressive Acts”。法案除了要求马萨诸塞赔偿茶叶以外就是在马萨诸塞犯罪的英国官员可以不受当地的陪审团审讯。美国人把它称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并发起独立战争。 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包括指责英王侵犯了他们的陪审团审案的权利。可见他们对陪审团制度是多么珍惜，并把它写进1791年《宪法》。虽然陪审团制度不再被一些人当作权利，而被视为一种义务，但美国政府还是把陪审团当作公民教育的重要工具，并把它作为美国重要的传统。陪审团制度是美国人心目中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是老百姓约束政府权利的工具。杰佛逊就曾经说过，陪审团就像一只减震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低来自政府的权力。
③陪审团制度还可以避免法官的勇气受到不必要的挑战。例如，刺杀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辛克里被控有罪的时候，陪审团基于辛克里患有精神病的缘故而对他作出无罪的裁决。不出所料，该判决被社会大众强烈批评。如果是法官作出的判决，也许没有足够的勇气作出同样的决定。但陪审团就可以，因为他们都是平民百姓，这种排山倒海的批评因为缺乏具体的针对性，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难怪法官对陪审团的错误决定也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陪审团制度的存在对他们这个群体的意义最大，虽然还不能说陪审团是他们的替罪羊但至少可以说是他们的保护伞。至于失去的是正义还是公理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并不牵涉到他们切身利益，姑且随他去好了。纽约前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德斯蒙德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公众真实的想法是把陪审团当作政治机构来看待，作为教育公民的方法来看待。我们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或工具，他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它的匿名的、非个人的和无法预言的裁决很可能是武断的。它的裁决常常不是经过慎重研究后作出的结论，而仅仅是一种妥协。
由此可见，大陆法系的国家德国、法国和普通法系国家先后放弃或者基本放弃陪审团制度已经说明陪审团制度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司法制度。美国的股市好不是因为陪审团制度。郎咸平对陪审团制度的理解偏差还表现在对陪审团角色的理解的混沌。我们来看看郎咸平本人对陪审团的亲身经历。
二、陪审团不选郎咸平的理由是因为他是教授吗？
郎咸平在上海财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结果有一个法院来了传票，我很紧张看是不是要判我案子呢。结果一看不是，是让我去当陪审团的团员，我一看我就很激动。我想啊，就是我最合适了，因为我是精英吗。我太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就准备上任了。穿得跟今天一个样子，西服红领带还打了个的就去了。
一到了这个普通法的法院以后呢，觉得自己太伟大了，知道我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吗，因有我一看另外十一个陪审员他们一看就是很蠢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精英，另外还有几个波多黎各人一看就很讨厌。我是精英吗，水平和他们不一样所以坐就不能坐一块，物以类聚吗，所以进了陪审团后我就把座位移开一点，靠右一点不要跟他们坐在一起。味道也大，精英和非精英之间就这个差别，我是天天洗澡的。
到了对方律师开始一个一个地问，问这些人够不够资格当陪审员，那我一想我肯定是够资格的了，他们那十一个肯定是不够资格的，因为他们不是精英吗。问到最后一个是我，因为我把凳子移开了吗。十一个人都合格的他们都合格，我肯定合格。所以对方律师就说“郎先生”，我说，“是是是。”“您的学历。”我说“别提了，不好意思讲的，我是诺顿商学院博士。”律师说，“哎哟，是真的呀。当初我申请也没有申请到”，我说“那不是一般人能去念的吗。”“那您现在的职业是”我说“那就更别提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啊，我说我是纽约大学的教授。我说我拿博士三年就升副教授了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真太伟大了。
然后对方律师说“出去。”“啊！”我叫旁边的一只黑猪“啊，出去、出去，”他最臭了，我说“出去、出去。”然后那律师说“不是啊，郎先生，是请你出去啊”，“呃！？”我说“你反了吗，我是精英，你有没有搞清楚啊？你们到哪里找这么有水平的人啊。”“出去、出去、出去。”我想揍他吗。我说“你这是种族歧视。”
好了，然后开庭开完了人家出来了。嘿，人家还挺客气的。美国人比较虚伪表面上很客气的。然后对方律师对我说，“郎先生其实你不知道的，像你这种人其实都是偏执狂，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一个人念完博士后，既然能够被这种什么大历史角度看公司治理，像这种东西你能花一生的时间去研究，这就看出有多么的偏执。简单就讲你就是神经病，所以这种神经病、偏执狂都不能当陪审团团员的”。
按照郎咸平的说法，律师不选郎咸平作为陪审团的成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教授。实际上郎咸平教授有所不知，美国在挑选陪审团的时候是很有讲究的。候选陪审团员在接受挑选的时候必须回答律师或者法官的问题。回答问题的首要原则是诚信，是不能够说谎的。在中国，可以天天说谎还能享受无与伦比的掌声的这种好事在美国法院是不能够再现的。如果有陪审团成员说谎，败诉的一方可以以此为理由对案件提出重新审判。这在美国有类似的案例。
在这次挑选当中，律师把郎咸平“教授”剔除的原因就是郎咸平在回答律师提问的时候说了谎。律师问他的职业的时候他说他是教授，并说他拿博士三年就升副教授。就是一个谎言。郎咸平在他的三本“著作”《整合》、《操纵》、《运作》的作者简介中也这样说：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读者会问：难道作者简介是也是说谎的？白纸黑字难道还有错？
互联网真是好东西，没有费多少力气我就找到了郎咸平本人提供给香港中文大学的正式简历来证明郎咸平的经历。
http://www.cuhk.edu.hk/puo/bulletin/issue/199702/chinese/cprofile11.htm
1986年－1987年 宾州大学讲师；
1987年－1988年 密歇根州立大学助教
1988年－1989年 （拿博士的第二至第三年）俄亥俄州立大学助教
1989年－1993年 （拿博士的第三年至第七年）纽约大学的助教
1993年－1994年 （拿博士的第七年至第八年）纽约大学的副教授
1994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从这份郎咸平最权威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郎咸平也没有当过纽约大学的教授，也没有博士毕业三年内当上美国的副教授。除非郎咸平再去读一个博士。俗话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想。郎咸平的“当纽约大学的教授，博士三年升副教授”的梦想终于在他的谎言里实现了。不过这些骗术好像以前杨澜也用过，她不是曾经吹嘘说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以后，美国三大电视台都要请她当主持人吗？后来也是被《多维新闻网》把谎言给拆穿了。
郎咸平还在多个场合强调能在美国一流杂志发表三篇论文就可以被美国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他说：“由于发表论文非常的困难, 对于年轻的金融学助理教授而言,只要有三篇JFE或JF的论文就可以在一般比较好的大学拿终生职的教授。” 据郎咸平自称，他在离开美国以前已经在这些杂志上发表十多篇论文了，被这些大学聘为教授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呀。为什么郎咸平没有被美国大学聘为教授，还要到处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的名头来招摇撞骗呢？郎咸平博士毕业8年以后，自称在所谓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纽约大学都没有给他教授职位，郎咸平的水平由此可见。如果郎咸平的水平果真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高，为什么美国纽约大学没有给郎咸平以教授的职位呢？
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2005年12月25日《纽约时报》关于韩国骗子教授黄禹锡报道吧。这篇题为《克隆教授的成功靠的是同行和韩国人的虚荣》的文章,分析了这位韩国教授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爬得如此的高、骗了如此多的人、最后摔得如此重的原因。这篇文章揭示出,这位老兄的文章能在美国最有名望的杂志《自然》、《科学》上发表,靠的是在自己的文章上挂上美国知名度很高的同行的名字。其实他的文章根本上就是劣等货。
说起来玩这种雕虫小技，骗子教授黄禹锡根本没法跟郎咸平比，他的方法郎咸平用了已经快20年了。郎咸平的文章干脆署上《Journal of Finance》主编Rene Stulz的大名。郎咸平的文章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本人破费68元人民币买了一本他在国外发表的论文集——《公司治理》,前后看了几天几夜。看看他的所谓成名之作，核心论点就是：托宾的Q大于1是好公司，而托宾的Q小于1则是坏公司 。你就会感叹：原来美国的杂志水平这么差。这么不堪一击的观点都敢发表？ 我们以前对美国的所谓一流杂志的盲目崇拜是不是太过头了一些？
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2004年6月，沃顿商学院在上海组织一个论坛，活跃在亚洲的知名的沃顿毕业生几乎都被邀请，名单上没有郎咸平。我在想，如果郎咸平真的水平很高，给沃顿商学院增光添彩了，沃顿商学院没有理由不以郎咸平为自豪，也没有理由不邀请这位在中国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与会呀。当然如果沃顿商学院认为郎咸平到处打着沃顿商学院的牌子招摇撞骗，沃顿商学院也只好为当年识人不明吞下苦果。
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俄亥俄大学、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不都是外行，即使郎咸平发表了十多篇论文，但看完他的劣质论文以后，也断然拒绝给他教授职务。美国人没有提早识破韩国的骗子教授黄禹锡,但提早识破了郎咸平。这点值得庆幸，要不然中国人的脸要被他丢尽，就像韩国人的脸被骗子教授黄禹锡丢尽一样。
郎咸平在1994年才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教授资格，有人形容感觉这有点像寒风中两个无家可归的乞丐相互拥抱取暖一样。对于郎咸平来说，虽然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时间很短，不是什么知名的大学，但薪酬颇高，香港的税率很低。而对于诞生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学而言，找到一个自称在国际上挂名发表十多篇学术论文居然还不是教授的郎咸平，其快乐之情不亚于虚荣女子在荷包瘪瘪的时候在圣诞节后的“Boxing Day”促销活动中淘到便宜货。至于郎咸平发表十多篇论文还评不上教授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学就没有必要深究了。反正放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头发白了就是爷爷，这些论文不仅记在郎咸平的名下，也记在香港中文大学账上。香港另外一个学校的一个名叫丁学良的教授不是说了吗，大陆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香港的大学里副教授就是经济学家的标准 。那郎咸平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按照丁学良的标准郎咸平应该是经济学家的平方。
在不久前清华大学的演讲中郎咸平说：“我告诉你，我在香港是首席讲座教授，这个职位是非常崇高的。”他在《操纵》、《运作》、《整合》系列丛书的封面内页作者介绍中还这样介绍自己：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同时在这套系列丛书的第7至9页这样介绍他自己：“在金融学领域的造诣不但是中国人以及所有亚洲人的翘楚，而且绝对是世界级学者。”“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1994年回到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讲座教授。”
实际上呢？打开香港中文大学的网页你会发现：香港中文大学8个学院65个系，郎咸平所在的财务学系只是8个学院之一的工商管理学院下属的6个系之一。即使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香港中文大学的65个系之一的财务学系，跟郎咸平的职务Professor of Finance一模一样的就有好几个，更不要说还有比他们级别更高的 professor-at-large（博文讲座教授）在该系任教。郎咸平在这个系里学术职位都不是最高的，在亚洲却变成最高级别的首席讲座教授。就像一条街上,有三个裁缝, 一个说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裁缝,另外一个说自己是全国最好的裁缝,余下的那个说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那么最优秀的是哪位呢? 连一条街都称霸不了的人,还说称霸世界,在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都算不上最好的，却要说自己是全亚洲最好的教授，实在是可悲可笑。郎咸平就这样自吹自擂，一旦被他的同事们看到情何以堪？
到现在我都佩服美国选陪审团的那位律师，真是火眼金睛，一下子能把郎咸平喜欢招摇撞骗的伎俩识破。郎咸平未能入选陪审团并非因为他是教授，而是因为他不是教授，是冒牌教授。难怪郎咸平对这位律师是恼羞成怒，对他的称呼也是一口一个“对方律师”。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称呼，郎咸平又犯了一个法律方面的天大的错误——
三、什么是独立第三方？
为什么说郎咸平称呼那位识破他说谎的律师是“对方律师”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呢？陪审团的角色类似于临时法官。在法官眼里没有本方和对方之分，只有原告和被告之分。如果眼中已经有本方和对方之分，就是先入为主，有特定立场。审判一定不会公正。换句话说，陪审团员不属于原告或者被告任何一方，是独立的第三方。
而此前郎咸平一而再、再而三说他是“仰融和辽宁省政府之间的独立第三方” 。这恰恰犯了相反的错误——他根本不是独立的第三方，而是仰融方的代表。
为什么说他是通缉犯仰融的代表，而不是所谓的独立第三方呢？
①郎咸平在致搜狐网的信中承认：“我本人从来没有和辽宁省接触过，而辽宁省也没有和我做过任何的接触。”
受仰融方的委托，只接触过仰融方，没有得到另外一方——辽宁省政府的承认能叫独立的第三方吗？俗话说，世上只有船去靠码头，哪有码头靠船的。辽宁省政府没有请你做独立第三方，郎咸平宣布自己是独立第三方会被人认为是有“孔雀开屏，自作多情”的嫌疑。
②郎咸平说：“华晨大股东最近频繁搞了很多小动作套现，就凭这一个小动作美国法院有可能颁布禁止令，禁止大股东转让股权。”
郎咸平说“仰融的太太是美国公民，加州法律规定家庭财产归夫妻双方所有，因此美国法院认定辽宁省接管仰融的产权就是侵占了美国公民的财产。这对美国法律而言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美国法院需要保护美国公民的产权。”
如果真的是一个独立第三人会说美国法院认定辽宁省接管仰融的财产就是侵犯美国公民的财产？他这是越俎代庖！美国哪个法院在什么时候认定辽宁省政府侵犯美国公民的财产？如果真的是独立第三人会这样无端指控当事人中的任意一方吗？这种话连仰融自己都说不出口，足见郎咸平先生护主心切——要不然，这般诽谤、威胁的话怎么说得出口？
你能说辽宁省接管的是仰融的产权吗？不能，从法律意义上说，仰融只是华晨公司的前任管理者：
首先，仰融的确给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出过100万港币。但名义是捐款，仰融所谓的出资文件是“捐款协议书”。难不成你给寺庙捐点钱，方丈就得跟你姓？
其次，仰融出资的钱是哪里来的？国内两家倒闭的金融机构海南华银信托投资公司和大连证券公司都是仰融旗下的产业。现在两家加起来亏空50亿元左右。合理怀疑，仰融投资华晨的资金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从这两家金融机构里出来的，仰融在多个场合也间接承认了这一事实。
再次，仰融从华银和大连证券投资到华晨的钱早已经被仰融以数倍的比例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仰融拿走了。要不然仰融个人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圆通科技从哪里来的？仰融在美国聘请的“最高级”的律师的费用从哪里来的？
我本来也不应该置疑郎咸平的立场，让人看起来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胡适先生也曾经批评过类似的行为。他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人不信天下有‘无所为（不是为了利益）’的公道话。凡是替某人某派说公道话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处的，或是想吃羊肉 的。老实说罢，这是小人的心理，这是可以忘国的心理。” 但我相信，如果胡适先生长寿，能够活到今天，听到郎咸平为了仰融的利益可以信口雌黄到这般田地，一定不会说郎咸平是“无所为、无所图”的。
③在辽宁省政府不理睬他以后，郎咸平自弹自唱道:“感谢王律师赞同我的观点,但我遗憾地告诉王律师‘这一切都太迟了’”。这个王晓麟律师就是观点跟郎咸平“惊人的一致”的那位自封为华裔律师协会会长的人。后来《多维新闻网》刊登了何必桢先生《评王晓麟律师关于仰融诉辽宁一案的误导》文章，真相大白，原来这位所谓中立的、观点和郎咸平完全一致的的人就是仰融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就是说，王律师和郎咸平一样，都是仰融的受托人。虽然郎咸平说他没有收仰融的钱，但我想何必桢先生即使能耐再大也未必能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何必桢也许是化名，取意：何必真，讽刺王晓麟、郎咸平之流为了一己之利不惜千方百计误导百姓。）
事实证明郎咸平在仰融案中不是独立第三方，是仰融一方的代表。联想到郎咸平在美国陪审团员选拔时的经历，你会发现他把本应该是独立第三方的陪审团的角色混淆了。
四、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亲自要求郎咸平退出独立第三方？
想当所谓的独立第三方当不成，辽宁省政府根本不理睬他。郎咸平有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荒唐的独立第三方在自导自演闹了几天之后，最后落得自我罢免的下场。但这位郎咸平教授还不甘心只作“五日京兆”，临了还不忘两次盗用美国大法官的名义来抬举一下自己。他在《郎咸平致函讲述退出仰融案独立第三方内幕》中说：
“事实上我已经接到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的通知要求我退出独立第三方的调解，我认为这有可能是这些大律师运作的结果。”“在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的亲自要求下，我已于日前和仰融签订解除独立第三方的书面协议，而该协议书已正式递给了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正式控诉即将开始。”
短短两句话，却引出一个弥天大谎：
首先，郎咸平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第三方，辽宁省政府从来没有认可他作为独立第三方，他也没有跟辽宁省方面做过任何接触 ，何来什么解除独立第三方协议？就像我老家附近的大别山的老太太某天宣布说，我放弃参选美国总统一样。老太太本来就不是什么美国总统的合格参选人，何来弃选？郎咸平的这种所谓的解除行为无非是虚张声势罢了。
其次，郎咸平说解除独立第三方的书面协议书递交给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正式诉讼即将开始。还说什么一旦诉讼正式开始，控辩双方不能私下接触。实际上，美国法院在接受诉讼的时候才不会管你有没有什么独立第三方，如果真的有的话。也不会阻止控辩双方的任何接触。只要控辩双方愿意，天天睡在一个被窝法官都不会有意见。
还有，郎咸平在这里信口雌黄说什么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亲自通知他。并说是大律师运作的结果。（暗示他们那边有背景，有关系。）这对美国大法官是一种侮辱。迄今为止，在美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联邦法院大法官被收买的事件。
实际上，联邦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亲自通知你的，普通法官都不会。在诉前程序里，美国法院由书记处理文件。这一点，美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得清清楚楚，“Cleck’s office”【似应为Clerk——(-:注】书记员办公室负责受理案件。
美国的司法体系是由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两部分组成。其中联邦法院系统是由三级法院组成。
最基层的是联邦地区法院，一共有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像受理仰融案的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就属于这种类型。
往上一级是13个联邦巡回区的上诉法院。其中11个巡回法院每个法院下面有7、8个基层法院，另外有一个专为来自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地区）的巡回法院和一个联邦巡回法院。联邦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负责一审（Original Trail），联邦巡回法院（Circuit Court of Appeals）负责受理上诉的案件。美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一般案件就到巡回法院为止了。
最高层的法院称为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称为联邦法院大法官，目前有9名大法官。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一共有不到110位大法官。其总数量仅仅是美国总统数量的两倍多一点。联邦大法官一般不受理初审案件，除非涉及两个州之间的地界纠纷等。怎么可能管你这个一个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一个虚无飘渺的官司呢？还亲自要求你郎咸平签署什么莫须有的解除“独立第三人”协议？
五、仰融胜诉是板子上钉钉的事情？
①郎咸平说：“仰融的出资证明肯定是存在的，否则美国法院没有可能接受他的诉讼。”
错！美国法院接受任何民事诉讼，无须证据。
根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审前程序包括：诉答程序（pleading）、证据开示程序（Discovery）以及审前会议组成。在美国起诉的时候只需要有合格的律师填一张立案单也叫起诉状（complaint） 。内容包括：诉讼性质、管辖权和审判地、当事人、背景和诉讼请求。诉状交由法院的接待书记官进行格式审查，书记官的职责就是找出其中的错误，以便律师进行纠正。但《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条第5款规定：“书记官不得因提交文件的格式不适当而拒绝接受所提交的任何诉状。”因为立案属于程序立案而不是实体问题，所以起诉并不需要所谓的出资证明，不需要出示任何证据的。除非律师资格有问题，书记官是不能拒绝立案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你可以以任何理由控告任何人，再荒唐的案子法院都会受理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拿“受理案件”来讹诈别人。
美国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立案庭，可以根据情况拒绝立案。美国没有拒绝立案一说。美国立案也无须任何证据。证据的提供是在后面一个阶段，也就是证据开示阶段。但这个阶段并不是向法庭提供证据，而是跟诉讼的对方相互交换证据。向法庭提供证据那要到庭审阶段，庭审阶段主要向陪审团提供证据。
难怪美国人常说这么一句话：只要你愿意，三明治你都可以告。有时候即使你告得没有理由，被告者为了息事宁人，与原告和解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例如，1931年10月，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柯立芝在广播中提醒听众谨防那些企图更改他们的保险单的保险经纪人。圣路易斯的保险公司职员刘易斯·蒂贝特到法院起诉柯立芝总统，要求赔偿10万美元，声称由于柯立芝的讲话，他的生意受到损失。柯立芝总统为了避免惹人注目的审判，用2500美元跟原告庭外和解。原告讹诈成功。
②郎咸平说：“解除第三方协议书正式递交联邦法院，正式控诉已经开始。”
错！仰融案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正式诉讼阶段，在诉前阶段就因为管辖权问题被美国法官驳回（dismissed）。
郎咸平说这个话的时候，美国法院还没有把起诉书送达辽宁省政府，正式诉讼要审前会议结束以后才开始。在诉答程序中，原告启动了诉讼，并在申诉状（declaration）中提出了相适应的诉讼形式，这将导致令状的签发。被告在提交他的答辩状（response）时可以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意。（plea to jurisdiction）。也就是说，辽宁省政府成功地在审前程序的第一个阶段就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最后这个案件在管辖权的问题上被美国法院驳回（dismiss）了，也就是始终没有进入实质诉讼阶段。郎咸平的所谓控诉已经开始的说法是错误的。
③郎咸平说：“我在国内也听过很多专家大谈主权豁免的问题，听起来言之凿凿，事实上是不理解美国法律有关主权豁免的基本精神。主权国家的政府可享有豁免权，政府不接受外国法院的管辖，但前提是在行使政府职能时可使用。若参与的是直接经济行为，则不享受豁免。”郎咸平说：“辽宁省参与的华晨产权纠纷是一个简单而清楚的直接经济行为，因此美国法院对此当然有管辖权。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辽宁省与仰融的官司还没打，胜败就已见分晓。”
错！根据美国的法律，要判断经济行为是否是政府行为的关键在于：外国政府这种行为是不是一般的商业主体在一般商业活动中能做到的，如果一般商业主体能做到就是直接经济行为，如果一般商业主体做不到，就不是直接经济行为。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外国政府在美国定购了一台音响设备，就会被认定是“直接经济行为”，因为任何一个商业主体都能像外国政府一样在美国定购音响设备。如果因为外国政府出台新的海关政策导致美国出口商的货物积压在仓库，让美国出口商遭受损失并因此而赔钱，就不是“直接经济行为”。美国法院就没有管辖权。
为什么美国法院对于外国政府“非直接经济行为”的案件没有管辖权呢？这是因为美国法院在受理案件的时候有一个迴避“政治问题”原则。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越权。即使有些案件在普通人看来可以由法院管辖，但当法官认为这一管辖可能会引起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冲突的时候，这类案件可以被看作是“政治问题”而确定为“非司法性案件”，予以回避，从而使法院超然于政治漩涡之外，保证司法中立。外国政府“非直接经济行为”也是一种行政行为。
由此可见，因此美国法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拒绝正式受理仰融的案件是有原因的，即使仰融申请上诉结果也不会改变。郎咸平所谓的仰融胜诉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际上是想当然。
④郎咸平说：“可是按照美国的实体法角度来看，就算辽宁省拿出华晨中国汽车的代理人文件也无法改变仰融出资的事实。除非辽宁省能拿出投资证明，否则没有胜诉的可能。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应诉。而不应诉，美国法院也可作出缺席审判，辽宁省必败无疑。
在郎咸平看来，中国政府在仰融案中是死路一条了。
郎咸平说：现在美国媒体关注的并不是6.9亿美元的赔款，美国媒体认为这是必须还给仰融的。关键是法院会如何判决惩罚性赔偿，一旦取了上限，就意味着辽宁省将面临高达27.6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中国有关单位退回美国法院传票的做法，很有可能成为促使美国法院判辽宁省27.6亿美元赔款上限的重要导火线。这也就是说辽宁省每一个老百姓要平均分摊520元人民币，辽宁省政府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而且根据香港媒体广泛报道华晨大股东最近出手频繁搞了相当多的小动作套现。如果香港媒体报道属实，就凭这一个小动作美国法院就有可能颁布禁止令，禁止大股东转让股权。辽宁省应该警惕仰融的大律师们随时在收集不利于辽宁省的证据。
仰融的太太是美国公民，加州法律规定家庭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因此美国法院认为辽宁省接管仰融的产权就是侵占了美国公民的财产。这对美国法律而言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错！美国的法院在程序受理案件以后，除了管辖权的考虑之外，在决定案件是否进入实质受理阶段时还会考虑该案件是否具有可司法性(justiciable)。
判定案件是否具有可司法性要符合很多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原告的主体合法性。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真实案件或纠纷是指当事双方之间有真实的相互对立的利益关系。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真实的利害关系，美国联邦法院将宣布案件缺乏可裁判性而将其驳回。 换句话说，不是受害者就没有权利对所谓的“加害者”进行诉讼。具体到仰融案，即使管辖权的问题上，仰融方说服了美国联邦法官也不意味着法官最后会受理仰融案。因为，仰融和他的太太以及仰融旗下的华博公司并不具备案件的主体资格。也就是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华晨中国的股权。这一点，英国的法院已经作出了准确的裁决。
2003年2月12日，英国百慕大高等法院正式宣布：百慕大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认定：“华博公司从未拥有华晨中国(CBA)的任何股权”。法院还认为，华博公司的诉讼不是“可信的诉讼”；华博公司提出“其以信托方式将CBA的股权交给基金会”的主张构成“滥用法院程序”；华博公司是在“蓄意误导法院”，没有向法院说明华博公司从未拥有CBA股权的证据，是对“重大”事项未作披露的“严重”行为；华博公司“故意向法院隐瞒事实”。希望华博公司不要上诉，以免浪费司法资源。对于这个审理结果，各大报章都有报道，郎咸平是十分清楚的。在这种条件下，他还要帮仰融“伸张正义”，这种行为实在让人不解。
郎咸平关于美国媒体报道认为辽宁省政府面临美国法院27.6亿美元的赔款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美国没有一家主流媒体会这样捕风捉影，只有一家“某某功”办的报纸在那边煽风点火。
至于郎咸平说美国法院认为辽宁省接管仰融的资产就是侵犯美国公民的财产更是让人们觉得这个“独立的第三者”比夫妻生活中出现的第三者还要可恶，简直把自己化妆成美国法官或者是美国法院的官方发言人了。
郎咸平还“大度”地说：赢了官司以后，仰融只拿回他6.9亿美元，其余的27.6亿美元罚款都捐出来做慈善事业。也许仰融是想捐，但在中国却没有人或机构敢接受了。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就是因为接受了仰融的100万人民币还被仰融分别在中、英、美三地各告了一次。按照这个比率计算，接受这笔子虚乌有的27.6亿美元捐款可能有被告5万次的风险。
郎咸平煞有其事地大谈惩罚性赔偿过嘴瘾的同时，也许还不知道，根据美国有关法律，政府并不承担惩罚性赔偿（见美国法典第28卷第1606条，28 U.S.C.A.§1606），即使是辽宁省政府败诉，也没有所谓的27.6亿美元的罚款的说法。
⑤郎咸平说：辽宁省完全不理解在美国打官司律师才是胜败的基础。辽宁省绝对无法再找到能与之抗衡的律师。而且这些重量级的大律师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声誉，他们事前都对此案作过详细的分析，如果没有胜算的可能他们根本就不会出面接，因为此案的国际影响是很大的，一旦败诉，他们是输不起面子的。
郎咸平说：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Bob Dole）已经正式受聘于仰融为其"专职顾问".我想我不需要提醒我国政府这个人在美国政界的分量。而且根据我的了解，多尔准备在美国主流媒体写几篇有关他对仰融案件的看法。目前仰融想停下来也不可能了，因为这些大律师们不会同意的。
这段话是标准的郎式逻辑，是自相矛盾的。在很多场合郎咸平一再鼓吹美国的法律如何的公正，在这里却说美国打官司律师才是关键。也就是说你只要有钱就能在任何官司中胜利。那么，打官司就比谁的钱多？富人永远都是官司的胜利者？如果真是这样，富人对穷人还不是为所欲为了？如果真是这样，美国法律还有什么公正可言？郎咸平还要把美国法律推荐到中国来，比如郎咸平说：我就是要借这个案例在中国建议一个判例判案的范例。
如果郎咸平的话真的是对的话，那么比尔·盖茨可以先把那些水平最高的律师全部包下来，然后为所欲为好了。实际上，微软在美国的官司胜率并不是那么高，微软在美国已经是最有钱的公司了，郎咸平能不能作合理的解释呢？
原告有权力在任何时间让诉讼停下来，也有权利在任何时候解除律师的代理关系。律师永远是被当事人雇佣的有条件的代理人。说大律师不会同意仰融停下来，除了贻笑大方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六、北京市二中院不能判中央败诉？
郎咸平说：目前中国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还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司法暴力审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著名的例子当推港商嘉利来的股权被侵吞案。1995年，香港嘉利来与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组建公司，共同开发世贸中心项目。2000年时，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垂涎于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社会恶商，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侵吞嘉利来股权。
2001年年底，嘉利来提起行政复议，商务部其后撤销了北京市商务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务局拒不执行。其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法制办查核后，国务院办公厅零三年七月责令商务部等单位督促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中央政府行政复议决定。8月14日商务部也明确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为遮掩商务局违法行政的错误，北京二商集团依据伪造的复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商务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败诉。北京市政府内部的腐败分子这种操纵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决将尽失民心，而严重动摇国本。
给不法富豪代言，郎咸平真的是铆足了劲。上次给仰融代言，要当辽宁省政府和仰融之间的所谓的“第三者”，用的是霸王硬上弓的方法，效果并不好，没有吃到羊肉还惹了一身骚。“独立第三方”没有当成，还落下了不少骂名，成为郎咸平职业生涯一个重大污点。
和上次为仰融代言一样，郎咸平这一次还是选择和香港的《亚洲周刊》合作，与一个名叫纪硕鸣的记者里外呼应。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用“夹带私货”的方法处理“嘉利来代言案”。郎咸平在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先对中国改革一顿臭批，什么“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国企改革天怒人怨”、“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然后把社会乱象罗列一番，最后真正的大戏才登场。为“港商嘉利来”，跟北京市二中院叫板。
然而，不管郎咸平怎样乔装打扮，这里面的漏洞还是非常明显。对照2005年5月27日《凤凰周刊》的文章《一起民事纠纷如何演变成政治话题》我们可以看到:
1.北京市二中院判中央政府败诉折射中国司法的进步。在行政诉讼中，政府机关特别是中央政府作为被告在以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地方法院判商务部败诉在以前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郎咸平口口声声要严刑峻法，真的法律来了却不干了。为什么？侵犯了郎咸平的委托人的利益。联想到郎咸平在诽谤赵勇之后不认账的行为，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法律是为别人准备的，涉及郎咸平或郎咸平所代理的当事人的利益，法律就要为利益让路了。
2.北京市二中院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会判商务部败诉。2002年9月10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其时正在北京参加“省部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的200余名省部级领导干部特地前来旁听。法院把该案是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示范案例来办，法院误判、错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商务部是行政复议为何被判无效？并不是像郎咸平所说得那样，北京市商务局违抗商务部，而是商务部行政复议是一个非法的公文。
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商务部的前身外经贸部是当时国务院的下属机构，并没有权限对嘉利来案独立作出行政复议，必须依据国家工商局的裁决来作复议。这点，有国务院法制办的公文为证。国务院法制办于2002年3月13日以国法协函[2002]6号文复函外经贸部：“你部反映受理的香港嘉利来公司行政复议案，需要以其他相关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你部可以在其他相关行政复议案件审结前，中止香港嘉利来公司行政复议案的审理。”2002年6月6日，国家工商局以工商法函字[2002]第67号文，向国务院法制办书面汇报行政复议审理情况：第一，明确说明国家工商局已审理完结该行政复议案；第二，国家工商局的审理意见为：“1.申请人(指香港嘉利来 檀注)出资不符合规定，事实基本清楚；2.北京市工商局作出《限期出资通知》及其《确认函》在形式及作出程序上并无原则错误。” 2002年7月，外经贸部在国家工商局未公布相关行政复议决定之前，也未中止审理的情况下，作出外经贸法函[2002]67号行政复议决定。2003年12月，国家商务部(即原外经贸部)一审败诉。依据二中院的庭审记录，外经贸部存在着片面采信编造证据，主要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超过法定90天的最长审限；超越工商管理机关（国家工商局）的职权；漏列复议第三人等过失。 也就是说，商务部的行政复议决议是突击的、越权的、无效的。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商务部作出的不寻常举动，值得高度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此案牟取了不正当利益。
4.嘉利来案件的来龙去脉：1995年1月12日，广东佛山居民黄国强和其妻邓笑莲在香港注册的香港嘉利来公司与北京二商局等单位签订《中外合作北京嘉利来置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合作开发北京世贸中心项目。根据合同：嘉利来的股东，香港嘉利来提供的合作条件是承担1200万美元注册资本出资和提供一期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1800万美元)出资，并负责筹集开发建设项目所需的全部资金(即约定的1.8亿美元，其中，含土地出让金约3500万美元)，原计划建设项目应在2000年底前建成，建设期内，二商集团享有每年不少于2300万元的综合补偿。
经北京市工商局查明，嘉利来实际上是中国佛山市居民黄国强和其妻邓笑莲在香港注册的皮包公司。实投资本1万港币，无财产、无投资记录。根据2004年2月10日 新浪财经报道，嘉利来投入的注册资金是从佛山建设银行借来。 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按照合同，香港嘉利来公司负责整个项目的资金筹集，到争端开始为止，该处仍然只见一个大坑，没有任何建筑物出现。而挖坑所需的1亿资金是中建一局垫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嘉利来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职责。北京的市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挖一个大坑等了他们七年以后再等下一个七年。当然，如果后继者有不法行为，坚决严惩。郎咸平一直以保护国有资产的面目出现，却终于在仰融案和嘉利来案现出了自己的原形。原来他不过是一匹披着羊皮的“郎”。
七、顾雏军的律师信是恐吓信？
顾雏军请大律师，按程序郎咸平也要请大律师？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时，郎咸平这样说：他（顾雏军）找了香港屈指可数的几个最贵的御用大律师(Senior Counsel)和我打官司。虽然我只是一个穷学者，但是按照程序，我也必须相对应地聘请御用大律师和一般律师。
香港的法律程序规定你必须相对应地聘请御用大律师？男子汉做事敢作敢当。如果你真的诽谤顾雏军，就勇于面对；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顾雏军真的在国退民进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你有足够的证据的话，法律正好还你的公道。中国香港也是一个法制社会，在法律面前谁都没有特权。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辩护；如果符合条件，你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由法庭指派或香港的法律工作者义务为你辩护。没有需要相对应地聘请“御用大律师”的说法。实践证明，他最后也没有聘请“御用大律师”。
顾雏军的律师信是恐吓？
2004年8月9日《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把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报道以后，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顾雏军委托香港齐伯礼律师行于8月13日正式向郎咸平发函要求澄清事实。律师函有这样一句话：
“If any of the requests are not complied with，our client will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protect his reputation，including commencing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 you without future notice。”(如果要求不被执行，我们的委托人将保留采取任何保护声誉的措施的权利，包括法律诉讼，恕不知会)。
让我们看看郎咸平在接到律师函以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郎咸平说：
顾雏军要求我在8月16日星期一以前完成第1、3两项行动。并要求我在8月17日星期二以前完成第2项行动。如果我不听他的命令，顾雏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法律程序，也就是说这个必要的手段也包括了非法律程序了，以保护他的名声，而不会再通知我。这也就是说这个后续行动是我不知道的，那对我而言就是顾雏军的秘密行动了。那么我的合理推论是我在8月14日周六才签收8月13日发的律师函，因为是周末我还没有来得反应，顾雏军在周一，也就是8月16日就有可能采取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了？而这也是为何我要在8月16日召开记者会的主因。我希望很清楚地告诉顾雏军，如果我本人、家人、以及朋友受到顾雏军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伤害的话，我和顾雏军不同，我将完全而且充分地采取法律程序，因为这是一个守法的老百姓应该有的基本观念。
众所周知这是香港律师在律师函中标准说法，并不构成威胁，也没有任何采用非法手段和秘密行动的意思。对此身在香港，智商很高的郎咸平应该明白。但他却故意曲解，误导大众，然后大肆炒作。
八、条文法和案例法中哪一个更能适应新情况？
郎咸平说：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郎咸平还说：你知道什么是普通法吗，我们就是要这么一批脑筋空白的人。
实际上，普通法（common law）又译为习惯法或常法。不是郎咸平理解的不看书、不看报的普通人的法律。普通法指历史上法官根据习惯和惯例所进行的司法判决中逐步形成的、为各方所接受的法律。 普通法的基本形式是判例法，其重要的一项原则是“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即法官在审判中应该遵守以前同类案件中法官判决所确立的规则。从表面上看，普通法似乎就是由许多判例组成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因为普通法实际上是由一代代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发现”并通过判决重复表述出来的法律规则的组合。从本质上讲，普通法的确立或形成是法官在具体案件情况下“发现”法的持续过程。
跟条文法相比，判例法的缺点就是对社会新变化反应迟缓。 而条文法对社会新变化反应要快一些，为什么？判例法主要是法官立法或者说法官造法。我们都知道，法院从来都是被动的，没有人提起诉讼，法院是不能介入的，法院更不能对未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干预、调解、审判或裁决。而议院的议员也就是所谓的立法者则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去立法。这点判例法做不到。这也就是为什么1933年以后美国针对美国证券市场的乱象立了很多条文法，如《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原因很简单，以前的判例法不能应付这些问题。法律除了惩罚的作用之外，还有震慑的作用。判例法对以往出现过的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有震慑作用。但是对新的犯罪种类而言，条文法有时可以遇见到可能的犯罪行为，并先行立法防范，这点是案例法所办不到的。
银广夏的案件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国家没有相关的法律治罪，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立法懈怠，另外一方面可能跟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银广夏还有其他类似的案件没有得到及时的、恰当的处理跟什么法系没有什么关系。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当初美国纽约州检察长朱利安尼起诉迈克·米尔肯的时候涉及罪名89个，我们要想起诉银广夏，罪名不会比米尔肯少。
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只有美英两个国家的股市好，世界上第二大股票市场在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日本。
美英的证券市场之所以搞得还不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半个多世纪前有辉煌的帝国史。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他们都要感谢这个世界上金融细胞最发达的荷兰人。是荷兰人把金融的真谛传给美英两国的。郎咸平常提到南海泡沫，殊不知比他们早一个世纪荷兰就有郁金香球茎狂潮。1688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来到英国兼任英国国王。确立了相对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度的同时也带来了荷兰人喜欢炒作的金融理念，后来才有所谓的南海泡沫。美国更不必说了，纽约原来不叫纽约，叫纽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华尔街(wall street)原本是荷兰人修的抵御英格兰人入侵的一堵墙而已。世界上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是17世纪初在荷兰成立的。世界上可考的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也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而不是郎咸平所说得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发行了当时价值650万荷兰盾的股票。现在在荷兰的股票博物馆里还有这张股票在那里展示。可见，美国证券市场发达跟所谓的普通法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美国证券市场的管理是以条文法为主。
九、美国证券市场实行辨方举证制度吗？
郎咸平在中国内地还有一个美誉就是“郎监管”。他强调用严刑峻法对中国股市进行监管，对此本人深表赞同。但郎咸平说美国股市实行辨方举证，说美国证监会有无限的权力。在本书的另外两篇文章里面都有详细的资料来证明这两点是错误的，子虚乌有的。美国证券市场没有辩方举证的制度安排，而美国证监会在监管美国证券市场是无力的，不太成功的。2002年的美国证券市场丑闻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证监会监督不力所致。
关于辨方举证制度，后面有专门章节详述。
十、集体诉讼？
郎咸平一直主张集体诉讼是是美国证券市场兴旺发达的法宝，只有一次除外。那就是当他希望成为仰融和辽宁省政府之间的所谓的“独立第三人”的时候。他说“如果是小股民直接控诉，他们情绪往往会比较激动。而由第三方则能比较冷静的处理问题。”
集体诉讼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十分有限，这点在本书另外的一篇文章有专门的数据来证明。集体诉讼也不能遏制证券欺诈事件的发生，从集体诉讼的案件逐年上升就可以看到这点。集体诉讼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的利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集体诉讼的对象不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而是上市公司本身。集体诉讼案件往往是上市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出钱和解，而不是犯罪的施行者。集体诉讼本质上不过是美国政府转移矛盾焦点的一个手段而已。
结语
在《致函搜狐网 透露退出华晨案独立第三方的内幕的信》中，郎咸平说：“我对美国的法制系统太了解了。” 但郎咸平的“革命热情”终于不敌残酷现实，美国法制系统最后对仰融案的判决还是让郎咸平大失所望。郎咸平还在2003年7月3日说：“我的法学素养不比有些法官差。”
从上面的郎咸平对法律问题的言论来看，他的法学素养让我等实在无法恭维。
2009-03-08
第一次中英战争是为“鸦片战争”吗？
第一次中英战争是为“鸦片战争”吗？
2009-02-10 02:41
发帖: 天涯不归人
http://bbs.news.163.com/bbs/history/118709745.html
转自百度：http://hi.baidu.com/%BC%E8%BF%E0%BD%A1%BF%B5/blog/item/b78d765563d200c3b645aef5.html
http://hi.baidu.com/%BC%E8%BF%E0%BD%A1%BF%B5/blog/item/5799c0312cacdfaf5fdf0ef5.html
2009/02/09
出处：网易历史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国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dun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敌人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中国教育界所灌输的另一个著名谎言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说辞正是我上面所说的典型的中国式小聪明，除了讨点口头的便宜之外再无实际意义，若是一般人吵架倒还说得过去，对务实的外国政府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体面之事的。事实上过去租界公园本来只有“自行车与犬不得入内”的规定，但中国人一到公园，大声喧哗，摧花折木，以至后来只好另建公园供华人游玩，原先的公园则另加一条规定“华人无西人陪同不得入内”。说到底，完全是个素质问题，西方人本来并不歧视中国人，偏偏多数中国人的行为——至少在公园里——与狗无异。这不消我说，其实现下仍是如此。后来中国人干脆自贬为狗，硬把两条揉在一起，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借以进行“爱guo主义教育”，义和团以及现今爱国人士之类所谓“排外”运动、“抵制”运动，也是受此类自作践的谎言影响。
我曾见到一段文字，异常精辟：“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帝国主义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2009-02-10 02:41
发帖: 天涯不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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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百度：http://hi.baidu.com/%BC%E8%BF%E0%BD%A1%BF%B5/blog/item/b78d765563d200c3b645aef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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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09
出处：网易历史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国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dun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敌人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中国教育界所灌输的另一个著名谎言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说辞正是我上面所说的典型的中国式小聪明，除了讨点口头的便宜之外再无实际意义，若是一般人吵架倒还说得过去，对务实的外国政府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体面之事的。事实上过去租界公园本来只有“自行车与犬不得入内”的规定，但中国人一到公园，大声喧哗，摧花折木，以至后来只好另建公园供华人游玩，原先的公园则另加一条规定“华人无西人陪同不得入内”。说到底，完全是个素质问题，西方人本来并不歧视中国人，偏偏多数中国人的行为——至少在公园里——与狗无异。这不消我说，其实现下仍是如此。后来中国人干脆自贬为狗，硬把两条揉在一起，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借以进行“爱guo主义教育”，义和团以及现今爱国人士之类所谓“排外”运动、“抵制”运动，也是受此类自作践的谎言影响。
我曾见到一段文字，异常精辟：“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帝国主义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2008-04-21
三致小明——你不是想做点什么吗？by西蜀刁民
三致小明——你不是想做点什么吗？
2008-04-21
西蜀刁民
http://netseal.blog.hexun.com/18469101_d.html
小明你好！
这两日真热闹，你都看到了。你和朋友们至今保留了一份冷静，没有把曾经拟议的行动付诸实施，非常好！
国家、人民需要你们出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争面子的事，不缺你一个。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做出最好的选择！好事不在忙上！
二叔与你交流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论。相关人员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是打心眼儿里反对二叔的观点，还是悲天悯人，害怕引起族群分裂？难以猜测。反正是，文章被删除了。
在我的博客上（其他论坛转贴的不得而知），约5000人点击观看，数百人发表评论意见后，“啪啪”！枪毙了。呵呵。
二叔不是多次跟你说过吗，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正常的现代民主国家，一个最明显的观察点：你有没有自由发言的地儿。
删就删吧，好在二叔早就习惯了。二叔写的东东只是一个过来人发自内心的思考，既不是诲淫诲盗的惑众妖言，也不是无比正确的语录、社论，能有多大动静儿？真要是有点用处，有心人会记得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相信不久的将来，许多东西都会改变的，包括噤声这条。中国绝不会永远落在别国后头。坚信！！
你和同学们不是说，想为人民做点什么吗？就为这个，值得奋斗！这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目标！
好了，送给这几天支持我的朋友《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
送给反对我的观点又不会好好说，只会骂人的家伙《阿Q子民》
唉！其实送了也白送，人家不懂，没辙！
小明再见！
2008-04-21
西蜀刁民
http://netseal.blog.hexun.com/18469101_d.html
小明你好！
这两日真热闹，你都看到了。你和朋友们至今保留了一份冷静，没有把曾经拟议的行动付诸实施，非常好！
国家、人民需要你们出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争面子的事，不缺你一个。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做出最好的选择！好事不在忙上！
二叔与你交流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论。相关人员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是打心眼儿里反对二叔的观点，还是悲天悯人，害怕引起族群分裂？难以猜测。反正是，文章被删除了。
在我的博客上（其他论坛转贴的不得而知），约5000人点击观看，数百人发表评论意见后，“啪啪”！枪毙了。呵呵。
二叔不是多次跟你说过吗，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正常的现代民主国家，一个最明显的观察点：你有没有自由发言的地儿。
删就删吧，好在二叔早就习惯了。二叔写的东东只是一个过来人发自内心的思考，既不是诲淫诲盗的惑众妖言，也不是无比正确的语录、社论，能有多大动静儿？真要是有点用处，有心人会记得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相信不久的将来，许多东西都会改变的，包括噤声这条。中国绝不会永远落在别国后头。坚信！！
你和同学们不是说，想为人民做点什么吗？就为这个，值得奋斗！这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目标！
好了，送给这几天支持我的朋友《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
送给反对我的观点又不会好好说，只会骂人的家伙《阿Q子民》
唉！其实送了也白送，人家不懂，没辙！
小明再见！
再致小明——坚信理性最终会战胜狂热 by西蜀刁民
再致小明——坚信理性最终会战胜狂热
2008-04-18
西蜀刁民
http://netseal.blog.hexun.com/18406360_d.html
小明你好！
我把与你交流的文字放到了博客里，既然涉及敏感度较高的话题，引来各种各样的评论也是很自然的。有人胡猜，说二叔是谁谁请的“枪手”。二叔又好气又好笑。当然，也暗自高兴，无论对错，二叔的想法引起了不少朋友的思考，不是坏事。
反驳我的意见不少，我都认真看了，有些意见是很严肃很郑重提出的。尽管我对这些观点不以为然，但还是认为应当给予尊重。对一件事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看法是好事。现代文明社会的特点就是多元化，百花齐放。有句名言说得好：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会誓死捍卫你的言论自由权利。国民党统治时期茶馆墙上贴的是“莫谈国事”，干脆不许人民议政；近些年的媒体上要么只有主旋律，要么全是风花雪月，无非也是希望百姓少掺乎国家敏感要事，似乎这是谁的私产，他人碰不得。互联网就是这点好：专制体制已经封不住人们的嘴了。
至于骂汉奸的，骂SB的，或是拉两泡屎之后跑了的，也大有人在。我不会在意，因为这些人不是我想交流的对象，更何况他们的“观念”可能连自己都搅不清爽，都是人云亦云的东东。实际上这些人是来凑热闹的，因为我发现他们甚至连我的文章都没通读，便急着表态。估计是时间紧，赶着上别处拉屎、起哄去了。
我想把上次没来得及涉及的一些想法，再跟你交流交流。
你说你会冷静思索，做出慎重的判断，我很高兴。无论你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即使你仍按原先的轨迹走下去，只要不干出格、违法的事，我都尊重你的选择。我相信你能找到应走的康庄大道。
二叔不担心你的长期发展。年轻时有些冲动，看问题容易偏颇，这很正常。假以时日，生活的历练再多一些，肩上的担子再重一些，对家庭社会的爱心再多一些，分辨人、事、物的眼力再“毒”一些，你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的。
尽管有人批评二叔越老越糊涂，二叔仍然要再卖一回老，与你们年轻人聊聊，毕竟年轻不是专利，谁都年轻过。
还记得在我家里，我们一起看《阿甘正传》的事吗？阿甘的那位女友（名字我忘了，这就是年老的劣势），是美国也是全世界典型的一代青年：她曾经多么美丽年轻，多么聪明有活力，因为自以为是地选择了一条极端的道路，尝尽了苦头。先是特立独行，参与许许多多社会抗争，有些却根本不着调。接着走了一大段弯路，虽然最终还是回归了，可惜还是晚了些。阿甘智商不高，也不明白那些高深的道理，可他是踏踏实实的。他的所有爱国事迹全是些朴实无华，却有着非凡实效的举动，没有任何噱头，带着些傻气，连他自己都没怎么在意的执着的追求。恰恰是阿甘，赢得了事业的成功与社会的承认。
我冒大不韪举了美国电影为例，又会有人为此开骂了。可阿甘正传的的确确是部好电影，美好的东西是无国界的。
有人说我反对极端行为是反对五四精神，为此说两句。
其一，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指反帝反封建反专制，倡导科学民主，我何来反对意见？这不是我和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吗？尽管这理想与现实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实际上在全世界的民主排名还相当靠后。中国的新闻、言论自由排名甚至在一百六十多个国家里排倒数几名！你知道吗？这才是全体国人的耻辱！
光有吓人的原子弹和卫星是不够的，光有骄人的GDP也是不够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理想的一对远景，还差一多半，任重道远！还要靠你我共同打拼！
而如果五四的精神指的是造反，是砸烂孔家店，甚至是欺师灭祖，破坏掉一切中华传统文明，这却恰恰是我不敢苟同的了。近年发现的许多文献，揭示了五四运动的负面现象与负面影响，这里不赘述了。二叔四十年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参加造反红卫兵，大反“四旧”，以为这就是最革命最“五四”的表现，其实大错特错了！文革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至今没有修复。文革给中国人遗传下来的，是面对批评，动不动便火冒三丈，动不动就给别人扣帽子的恶习，延续至今。
二叔对这段历史是深刻反思了的，二叔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必替别人背包袱，错了就是错了，尽管没有搞过打砸抢，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但至少当时也是个参与者，是个“共犯”。如今不遗余力地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其实内心是有一种还债的情结的。
四十年前的青年干的傻事和今天的青年干的傻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二叔们为年轻付出了代价，承担了后果，不愿意后辈们重蹈覆辙，我们的苦心你们理解吗？尤其是被人利用的感受，当年消灭掉毛的党内政敌所谓的走资派以后，利用完毕，通通赶到乡下去当“知青”。那种先被利用而后醒悟，随即产生的羞辱感，你们能体会吗？
其二，“五四精神”，是热血青年焕发出的斗争精神。它看上去很美，却是把双刃剑，杀伤力无穷。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八国联军侵华时代了，也不是国共龙争虎斗打内战抢政权的时代了，甚至连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搞冷战的时代都过去了，社会进步已经超越只能靠革命斗争来争取权利的历史阶段了。
不要把泄愤说得那么崇高，也不必把无知宣传为无畏。有情绪，有诉求，能不能换一种思维来宣泄呢？新的世纪，开放的时代，能不能用举世公认的方式来表达呢？比如说合法的游行示威，这可是宪法赋予你的权利哟！谁不批准就向谁力争！这可是普世价值认可的形式哟！（我又提普世价值了，又会有人把我与南都长平搁一块儿扁了！）能不能直接写抗议信递给外国大使馆和政府，不要那么拐弯抹角，迁怒于人，找个企业来撒气呢？
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国家、政府、首脑、媒体、NGO多了去了！为什么不好好的抓些真凭实据，一对一地向他们抗议，据理力争，以寡敌众，多男子汉多英雄多豪迈！偏偏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拿某一家外国企业说事，这算啥呢？何况有关这家企业的网上信息，我也看到了，尽是些道听途说不靠谱的东东，别有用心的小道消息。咋不像政府发言人那样，CNN那个私人媒体的某个评论员放了个屁，真凭实据抓到手了，狠批！批倒批臭！扭住不放！只是别杀偏锋，象有些小家伙，到处乱扣CNN的帽子，连我都发了几顶。呵呵，笑掉大牙！
说到年轻人宣泄的方式，再多说几句。小明，还是那几句话：冷静，理智，别上当，别干傻事！有个电影名叫《有话好好说》，这话有理。
穆斯林青年有他们的诉求，是非姑且不论，可一旦听本拉登们唆使用上了炸弹，还尽炸老百姓，这就变质了，是恐怖分子了；
一战以后德国青年有他们的诉求，是非姑且不论，可一旦效忠希特勒，发动战争，灭绝犹太人，这就变质了，是法西斯匪徒了；
文革初期的中国青年有他们的诉求，是非姑且不论，可一旦响应领袖号召造了反，不要文斗要武斗，这就变质了，是乌合之众了；
西藏的僧俗青年有他们的诉求，是非姑且不论，一旦让人挑动搞了打砸抢，烧了房子，这就变质了，是暴徒了……。
他们曾经都是热血青年！
抛掉偏颇与狭隘！好了小明，就说这些了。再见！
爱你的二叔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
2008-04-18
西蜀刁民
http://netseal.blog.hexun.com/18406360_d.html
小明你好！
我把与你交流的文字放到了博客里，既然涉及敏感度较高的话题，引来各种各样的评论也是很自然的。有人胡猜，说二叔是谁谁请的“枪手”。二叔又好气又好笑。当然，也暗自高兴，无论对错，二叔的想法引起了不少朋友的思考，不是坏事。
反驳我的意见不少，我都认真看了，有些意见是很严肃很郑重提出的。尽管我对这些观点不以为然，但还是认为应当给予尊重。对一件事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看法是好事。现代文明社会的特点就是多元化，百花齐放。有句名言说得好：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会誓死捍卫你的言论自由权利。国民党统治时期茶馆墙上贴的是“莫谈国事”，干脆不许人民议政；近些年的媒体上要么只有主旋律，要么全是风花雪月，无非也是希望百姓少掺乎国家敏感要事，似乎这是谁的私产，他人碰不得。互联网就是这点好：专制体制已经封不住人们的嘴了。
至于骂汉奸的，骂SB的，或是拉两泡屎之后跑了的，也大有人在。我不会在意，因为这些人不是我想交流的对象，更何况他们的“观念”可能连自己都搅不清爽，都是人云亦云的东东。实际上这些人是来凑热闹的，因为我发现他们甚至连我的文章都没通读，便急着表态。估计是时间紧，赶着上别处拉屎、起哄去了。
我想把上次没来得及涉及的一些想法，再跟你交流交流。
你说你会冷静思索，做出慎重的判断，我很高兴。无论你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即使你仍按原先的轨迹走下去，只要不干出格、违法的事，我都尊重你的选择。我相信你能找到应走的康庄大道。
二叔不担心你的长期发展。年轻时有些冲动，看问题容易偏颇，这很正常。假以时日，生活的历练再多一些，肩上的担子再重一些，对家庭社会的爱心再多一些，分辨人、事、物的眼力再“毒”一些，你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的。
尽管有人批评二叔越老越糊涂，二叔仍然要再卖一回老，与你们年轻人聊聊，毕竟年轻不是专利，谁都年轻过。
还记得在我家里，我们一起看《阿甘正传》的事吗？阿甘的那位女友（名字我忘了，这就是年老的劣势），是美国也是全世界典型的一代青年：她曾经多么美丽年轻，多么聪明有活力，因为自以为是地选择了一条极端的道路，尝尽了苦头。先是特立独行，参与许许多多社会抗争，有些却根本不着调。接着走了一大段弯路，虽然最终还是回归了，可惜还是晚了些。阿甘智商不高，也不明白那些高深的道理，可他是踏踏实实的。他的所有爱国事迹全是些朴实无华，却有着非凡实效的举动，没有任何噱头，带着些傻气，连他自己都没怎么在意的执着的追求。恰恰是阿甘，赢得了事业的成功与社会的承认。
我冒大不韪举了美国电影为例，又会有人为此开骂了。可阿甘正传的的确确是部好电影，美好的东西是无国界的。
有人说我反对极端行为是反对五四精神，为此说两句。
其一，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指反帝反封建反专制，倡导科学民主，我何来反对意见？这不是我和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吗？尽管这理想与现实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实际上在全世界的民主排名还相当靠后。中国的新闻、言论自由排名甚至在一百六十多个国家里排倒数几名！你知道吗？这才是全体国人的耻辱！
光有吓人的原子弹和卫星是不够的，光有骄人的GDP也是不够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理想的一对远景，还差一多半，任重道远！还要靠你我共同打拼！
而如果五四的精神指的是造反，是砸烂孔家店，甚至是欺师灭祖，破坏掉一切中华传统文明，这却恰恰是我不敢苟同的了。近年发现的许多文献，揭示了五四运动的负面现象与负面影响，这里不赘述了。二叔四十年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参加造反红卫兵，大反“四旧”，以为这就是最革命最“五四”的表现，其实大错特错了！文革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至今没有修复。文革给中国人遗传下来的，是面对批评，动不动便火冒三丈，动不动就给别人扣帽子的恶习，延续至今。
二叔对这段历史是深刻反思了的，二叔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必替别人背包袱，错了就是错了，尽管没有搞过打砸抢，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但至少当时也是个参与者，是个“共犯”。如今不遗余力地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其实内心是有一种还债的情结的。
四十年前的青年干的傻事和今天的青年干的傻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二叔们为年轻付出了代价，承担了后果，不愿意后辈们重蹈覆辙，我们的苦心你们理解吗？尤其是被人利用的感受，当年消灭掉毛的党内政敌所谓的走资派以后，利用完毕，通通赶到乡下去当“知青”。那种先被利用而后醒悟，随即产生的羞辱感，你们能体会吗？
其二，“五四精神”，是热血青年焕发出的斗争精神。它看上去很美，却是把双刃剑，杀伤力无穷。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八国联军侵华时代了，也不是国共龙争虎斗打内战抢政权的时代了，甚至连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搞冷战的时代都过去了，社会进步已经超越只能靠革命斗争来争取权利的历史阶段了。
不要把泄愤说得那么崇高，也不必把无知宣传为无畏。有情绪，有诉求，能不能换一种思维来宣泄呢？新的世纪，开放的时代，能不能用举世公认的方式来表达呢？比如说合法的游行示威，这可是宪法赋予你的权利哟！谁不批准就向谁力争！这可是普世价值认可的形式哟！（我又提普世价值了，又会有人把我与南都长平搁一块儿扁了！）能不能直接写抗议信递给外国大使馆和政府，不要那么拐弯抹角，迁怒于人，找个企业来撒气呢？
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国家、政府、首脑、媒体、NGO多了去了！为什么不好好的抓些真凭实据，一对一地向他们抗议，据理力争，以寡敌众，多男子汉多英雄多豪迈！偏偏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拿某一家外国企业说事，这算啥呢？何况有关这家企业的网上信息，我也看到了，尽是些道听途说不靠谱的东东，别有用心的小道消息。咋不像政府发言人那样，CNN那个私人媒体的某个评论员放了个屁，真凭实据抓到手了，狠批！批倒批臭！扭住不放！只是别杀偏锋，象有些小家伙，到处乱扣CNN的帽子，连我都发了几顶。呵呵，笑掉大牙！
说到年轻人宣泄的方式，再多说几句。小明，还是那几句话：冷静，理智，别上当，别干傻事！有个电影名叫《有话好好说》，这话有理。
穆斯林青年有他们的诉求，是非姑且不论，可一旦听本拉登们唆使用上了炸弹，还尽炸老百姓，这就变质了，是恐怖分子了；
一战以后德国青年有他们的诉求，是非姑且不论，可一旦效忠希特勒，发动战争，灭绝犹太人，这就变质了，是法西斯匪徒了；
文革初期的中国青年有他们的诉求，是非姑且不论，可一旦响应领袖号召造了反，不要文斗要武斗，这就变质了，是乌合之众了；
西藏的僧俗青年有他们的诉求，是非姑且不论，一旦让人挑动搞了打砸抢，烧了房子，这就变质了，是暴徒了……。
他们曾经都是热血青年！
抛掉偏颇与狭隘！好了小明，就说这些了。再见！
爱你的二叔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
致小明——关于你热心抵制法国货一事 by西蜀刁民
致小明——关于你热心抵制法国货一事，有些看法
2008-04-16
西蜀刁民
http://netseal.blog.hexun.com/18354172_d.html
《爱国者说》
小明你好！
昨天你在QQ上，聊起近期国外一些势力杯葛中国，有损奥运之事，你和同学们义愤填膺，决定参与制裁家乐福的行动，二叔不以为然，且很替你担心。
别人的事情二叔不想管，不想发言，因为只要不顺着当下这股“爱国”潮流表态，可能会被别人骂“汉奸”的。二叔早年曾经是最革命的革命派——文革造反红卫兵，耳中最听不得的便是“汉奸”“卖国贼”这类词汇。头上被扣上这种黑帽子的人，任何时代都是不齿于国人的，都是罪该万死的！二叔过去曾经极其卖力的批斗、甚至殴打过这种人，为了表现出自己的爱国热情。文革初期，5.16那晚，在校园里游斗生物女老师张某，因她说过“美国也不是那么坏”。她被愤怒的学生扯掉大把大把的头发，鲜血淋漓，当时我距她近在咫尺。那血腥场面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惊肉跳！那年张老师只有27岁，刚刚结婚。
这些年来，中国人不那么好斗了，平时埋头过小日子，不再过问天下大事。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危机也好，缅甸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主人士也罢，朝鲜迫害、虐待因肚皮饿而逃离的百姓也好，伊朗不许女性抛头露面也罢，都是“牛打死马，马打死牛”之类的事，离我等太远，与我等无干。国内的维权抗暴，反贪反腐之类事情，年轻人顶多发几句牢骚，没人过于较真。没多少人愿意为了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居然还存在着这些丑恶现实而激动。
待到有西方人对中国说“不”，尤其是态度不好，语气强硬，甚至带着蔑视地对咱们说“不”时，那可不得了！像是有人捅了马蜂窝，一下子群情激奋，一下子回忆起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有如山洪突然爆发，骤然而来，爱国热情顿时高涨，好斗本性刹那回归。那架势，即使不是打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狠狠地教训教训对方，至少要让外界知道，中国人是多么的团结，多么的不好欺负！
南斯拉夫战争，中国使馆被导弹击中时，闹腾了一回；南海中美撞机时，又闹腾了一回。每当外国有不同声音，或是中国吃了些亏受了点气时，青年们都会这么闹上一阵。尤其是当政者中有人扛不住外部舆论，需要人民大众支持，官办媒体加以因势利导的时候，更是如此。青年们像疯了一样情绪激昂，每逢此刻，我便回想起当年我们红卫兵的作为，何其相似！
有句话叫“民气可用”，当有人需要你们支持时，你们会得到许多的信息，在在都是可气可叹，让人情绪激动的消息，让你们这些热血青年为之动容，摩拳擦掌；可是有无数次国内压制人权，控制舆论，导致外国政要，西方媒体的抗议与意见时，你们能够得知多少信息，了解多少真相呢？
所以二叔要告诉你：你的想法错了。
二叔作为你的亲人，也是当年的“愤青”，过来人，不愿意你在政治上走弯路，被人“当枪使”。高尔基曾经说过：“我的真理是我的皮肉熬出来的”（我受过的教育全是无产阶级理论，所以一时半会也举不出其他名人的例子）。所以我想以亲身的经历与体验同你交流，愿你早一些懂得人情世故，早一些成熟。
你要弄明白什么是“爱国”。
说到爱，首先是仁爱，是宽容，是同情，是善良，是施予，是奉献，是责任，还有，是胡主席倡导的和谐。这些都是中华文明最核心最正统的价值观，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
没有善和爱，人类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争斗。这是古往今来的致理，不容论辩的。中国人这几十年所受的教育与宣传中，善与爱已经没有多少份额了！80后青年自不待然，没有受到多少善与爱的教育，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或是家庭。我们这一代也如此，从出生时起，被灌输的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文革，是人性恶大暴露的时代，相互争斗，死了多少人！有被政治迫害而无辜冤死的，也有更多像二叔一样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与爱国心，用“武斗”来相互厮杀，糊里糊涂送了小命的。二叔幸运没有丢命，却折断了一条腿。那年我十七岁。唉，不提也罢！
问题是：这场恶斗的始作俑者是几乎被尊为神的伟大领袖，他在中国至今仍维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南海的围墙上，至今还保留着半个世纪一字不变的巨大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除了“四人帮”顶了罪，毛和他的继承人以及整个党都没有任何罪过。
没有任何人向人民正式道过歉，也没有过像样的反思与忏悔；没有彻底清理过产生文革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改革过与其匹配的专制体制。更没有像当年西德领导人勃兰特一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向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下跪谢罪那样的场面。我们随时不忘提醒日本人为当年的侵略罪行悔过认罪，却不敢真诚面对自己犯下的过错。
二叔告诉你，历史是一个延续的过程，绝不是被少数人凝固在书本上的文字，也不是过眼云烟。
文化革命以前的政治斗争就不计其数，整死过多少人！这些是二叔亲眼看到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而后虽然公开的“运动”少些了，可是控制人的思想，言论，行动的巨网何曾消失过分分秒秒？有形变无形而已！
无论口号多么“爱国”，让人民受罪，或是让一部分人去斗另一部分人，这“爱国”都是假的！
除了反侵略战争，一切都是可以通过讲理达到目的的，绝对用不着过激的言行。中国不是已经强大了吗，已经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国了吗？这更需要宽宏的风度，沉稳的心态。
再说说“国”的概念。你一定要弄清国家，政府，民族，执政党，人民，官员，领导等等范畴的具体内涵，千万不要搞混了！这些概念是具有国际性标准的。有人故意混淆：党即是国，政府即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是中国，这不是糊涂，水准低，这是处心积虑的手段，为的是让全体国民为少数人的错误承担责任。
大道理不说了。明白一点就行。你和我，是人民的一份子，是这个国家具有权利义务的公民，我们是主人。政府和执政党必须以我们的利益与意志为唯一的宗旨。政府和执政党与我们不是一个利益主体，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更不能代表和控制全体人民。他们体现我们的意志时，可以拥护、支持它；否则，就没必要如此。任何人，只要胆敢蔑视中华文明，蔑视中国人民，欺辱咱们中国的公民尤其是弱者，我们都要与之抗争，毫不含糊！而针对政府，执政党的抗议言行，应当具体分析，人民不应当不分青红皂白为政府和政党背书！
过去，中国一度被极端狂热的政治信仰者所操控，以人民的名义，以中华民族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世界上水深火热的三分之二受苦受难大众的解放者的名义，一方面窝里斗，整治自家人；一方面向世界输出革命，到处煽动仇恨和组织造反，培养极端政治派别，闹得所在国和全世界鸡犬不宁。这些派别有的甚至演变成当下的恐怖组织，成为别国不和谐的根源。这些都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流毒至今的事情，是你们年轻人所不知道的历史。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政治狂热时期，执政者欠下世界人民的债，不能让全体国民偿还；国人可以健忘，别国没有那么大的气量，他们没忘。对于没有向世界道歉，给一个说法的中国执政者，外国人有些想法，这过分吗？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地球村已然具有了共同认可的规矩，这叫普世价值。像“人权”“民主”“宪政”等等皆如是。如果哪个村民与这些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不遵守这些公认的准则，当然会引起其他村民的杯葛与抗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发生的那件大事，一场令人悲愤的惨剧，震动了全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长期的对中国的制裁，你们知道吗？中国政府至今没有签署联合国绝大部分成员国都已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你知道吗？这些事，中国可能有人不知道，有人已经忘记了，可是外国人没有忘记。对已经成为少数的专制思维者压制人民的事情提意见，这是管闲事么？
中国虽有敌人，但对中国的政府和政党有敌意，并不意味对中国有敌意，更不是对中国人民有敌意。老百姓不必替政府和政党背黑锅。
没有这些国际压力，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这些看似敌意的外部舆论，中国人没有如今有限的言论自由。
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主旋律洗脑的后果，中国人还没有做好当世界公民的准备，中国人还不习惯地球村民的游戏规则，中国人还不具备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国民的胸怀与气度！
这些是需要尽快改变的，否则还会闹出许多让全世界人民不理解的笑话或悲剧来！
小明， 二叔知道你从小有正义感，有男孩子的勇敢精神，有时还打抱不平。这点很像二叔年轻时的德行，二叔很欣赏。二叔要告诫你的是，不要以为你得到的信息描绘出了世界全貌，不要以为你学到的历史是绝对真实的事实，不要以为你能接触到的媒体都是负责任的。其实你得到的信息是极其有限的，是经过某些人刻意筛选的，甚至是改编的，捏造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世上许多人都是会撒谎的，包括一些道貌岸然的，或是崇高身份的大人物。你不一定需要辨识每一个谎言，二叔只希望你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不要冲动，不要盲动，更不要跟风随大流，特别是不要以自己的过激言行去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虎作伥！
关于你们拟议整治家乐福，造成他们损失的恶作剧计划，二叔奉劝你不要参与。二叔这岁数的人全都觉得这些做法太幼稚，不明白到底体现出强者的心态还是弱者的心态？只觉得很阿Q。我想告诉你：家乐福不仅仅是一个法国企业，其中有着诸多中国人的利益！家乐福的绝大多数职工难道不是中国人？难道不是包含了许多下岗职工、农民工？他们的利益你们考虑了吗？家乐福里卖的不全是中国货吗？不也凝聚中国人的血汗吗？万勿轻言“抵制”，又不是战争时期。杀人三千还自损八百呢，利益关系很复杂，你们真爱国就要明道理，不冲动，更不能为了泄愤而伤了同胞。
爱国体现的是爱，不是仇恨。这是二叔的基本观点，再过些年头你自会明白的！
千万不要再到处去传播那些今天摆平日本，明天踩扁台湾之类的语言，这像是一些疯子发出的呓语，不像是受过教育的现代文明人的思维。
好了，祝你健康，进步！
爱你的二叔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
2008-04-16
西蜀刁民
http://netseal.blog.hexun.com/18354172_d.html
《爱国者说》
小明你好！
昨天你在QQ上，聊起近期国外一些势力杯葛中国，有损奥运之事，你和同学们义愤填膺，决定参与制裁家乐福的行动，二叔不以为然，且很替你担心。
别人的事情二叔不想管，不想发言，因为只要不顺着当下这股“爱国”潮流表态，可能会被别人骂“汉奸”的。二叔早年曾经是最革命的革命派——文革造反红卫兵，耳中最听不得的便是“汉奸”“卖国贼”这类词汇。头上被扣上这种黑帽子的人，任何时代都是不齿于国人的，都是罪该万死的！二叔过去曾经极其卖力的批斗、甚至殴打过这种人，为了表现出自己的爱国热情。文革初期，5.16那晚，在校园里游斗生物女老师张某，因她说过“美国也不是那么坏”。她被愤怒的学生扯掉大把大把的头发，鲜血淋漓，当时我距她近在咫尺。那血腥场面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惊肉跳！那年张老师只有27岁，刚刚结婚。
这些年来，中国人不那么好斗了，平时埋头过小日子，不再过问天下大事。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危机也好，缅甸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主人士也罢，朝鲜迫害、虐待因肚皮饿而逃离的百姓也好，伊朗不许女性抛头露面也罢，都是“牛打死马，马打死牛”之类的事，离我等太远，与我等无干。国内的维权抗暴，反贪反腐之类事情，年轻人顶多发几句牢骚，没人过于较真。没多少人愿意为了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居然还存在着这些丑恶现实而激动。
待到有西方人对中国说“不”，尤其是态度不好，语气强硬，甚至带着蔑视地对咱们说“不”时，那可不得了！像是有人捅了马蜂窝，一下子群情激奋，一下子回忆起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有如山洪突然爆发，骤然而来，爱国热情顿时高涨，好斗本性刹那回归。那架势，即使不是打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狠狠地教训教训对方，至少要让外界知道，中国人是多么的团结，多么的不好欺负！
南斯拉夫战争，中国使馆被导弹击中时，闹腾了一回；南海中美撞机时，又闹腾了一回。每当外国有不同声音，或是中国吃了些亏受了点气时，青年们都会这么闹上一阵。尤其是当政者中有人扛不住外部舆论，需要人民大众支持，官办媒体加以因势利导的时候，更是如此。青年们像疯了一样情绪激昂，每逢此刻，我便回想起当年我们红卫兵的作为，何其相似！
有句话叫“民气可用”，当有人需要你们支持时，你们会得到许多的信息，在在都是可气可叹，让人情绪激动的消息，让你们这些热血青年为之动容，摩拳擦掌；可是有无数次国内压制人权，控制舆论，导致外国政要，西方媒体的抗议与意见时，你们能够得知多少信息，了解多少真相呢？
所以二叔要告诉你：你的想法错了。
二叔作为你的亲人，也是当年的“愤青”，过来人，不愿意你在政治上走弯路，被人“当枪使”。高尔基曾经说过：“我的真理是我的皮肉熬出来的”（我受过的教育全是无产阶级理论，所以一时半会也举不出其他名人的例子）。所以我想以亲身的经历与体验同你交流，愿你早一些懂得人情世故，早一些成熟。
你要弄明白什么是“爱国”。
说到爱，首先是仁爱，是宽容，是同情，是善良，是施予，是奉献，是责任，还有，是胡主席倡导的和谐。这些都是中华文明最核心最正统的价值观，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
没有善和爱，人类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争斗。这是古往今来的致理，不容论辩的。中国人这几十年所受的教育与宣传中，善与爱已经没有多少份额了！80后青年自不待然，没有受到多少善与爱的教育，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或是家庭。我们这一代也如此，从出生时起，被灌输的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文革，是人性恶大暴露的时代，相互争斗，死了多少人！有被政治迫害而无辜冤死的，也有更多像二叔一样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与爱国心，用“武斗”来相互厮杀，糊里糊涂送了小命的。二叔幸运没有丢命，却折断了一条腿。那年我十七岁。唉，不提也罢！
问题是：这场恶斗的始作俑者是几乎被尊为神的伟大领袖，他在中国至今仍维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南海的围墙上，至今还保留着半个世纪一字不变的巨大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除了“四人帮”顶了罪，毛和他的继承人以及整个党都没有任何罪过。
没有任何人向人民正式道过歉，也没有过像样的反思与忏悔；没有彻底清理过产生文革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改革过与其匹配的专制体制。更没有像当年西德领导人勃兰特一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向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下跪谢罪那样的场面。我们随时不忘提醒日本人为当年的侵略罪行悔过认罪，却不敢真诚面对自己犯下的过错。
二叔告诉你，历史是一个延续的过程，绝不是被少数人凝固在书本上的文字，也不是过眼云烟。
文化革命以前的政治斗争就不计其数，整死过多少人！这些是二叔亲眼看到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而后虽然公开的“运动”少些了，可是控制人的思想，言论，行动的巨网何曾消失过分分秒秒？有形变无形而已！
无论口号多么“爱国”，让人民受罪，或是让一部分人去斗另一部分人，这“爱国”都是假的！
除了反侵略战争，一切都是可以通过讲理达到目的的，绝对用不着过激的言行。中国不是已经强大了吗，已经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国了吗？这更需要宽宏的风度，沉稳的心态。
再说说“国”的概念。你一定要弄清国家，政府，民族，执政党，人民，官员，领导等等范畴的具体内涵，千万不要搞混了！这些概念是具有国际性标准的。有人故意混淆：党即是国，政府即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是中国，这不是糊涂，水准低，这是处心积虑的手段，为的是让全体国民为少数人的错误承担责任。
大道理不说了。明白一点就行。你和我，是人民的一份子，是这个国家具有权利义务的公民，我们是主人。政府和执政党必须以我们的利益与意志为唯一的宗旨。政府和执政党与我们不是一个利益主体，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更不能代表和控制全体人民。他们体现我们的意志时，可以拥护、支持它；否则，就没必要如此。任何人，只要胆敢蔑视中华文明，蔑视中国人民，欺辱咱们中国的公民尤其是弱者，我们都要与之抗争，毫不含糊！而针对政府，执政党的抗议言行，应当具体分析，人民不应当不分青红皂白为政府和政党背书！
过去，中国一度被极端狂热的政治信仰者所操控，以人民的名义，以中华民族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世界上水深火热的三分之二受苦受难大众的解放者的名义，一方面窝里斗，整治自家人；一方面向世界输出革命，到处煽动仇恨和组织造反，培养极端政治派别，闹得所在国和全世界鸡犬不宁。这些派别有的甚至演变成当下的恐怖组织，成为别国不和谐的根源。这些都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流毒至今的事情，是你们年轻人所不知道的历史。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政治狂热时期，执政者欠下世界人民的债，不能让全体国民偿还；国人可以健忘，别国没有那么大的气量，他们没忘。对于没有向世界道歉，给一个说法的中国执政者，外国人有些想法，这过分吗？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地球村已然具有了共同认可的规矩，这叫普世价值。像“人权”“民主”“宪政”等等皆如是。如果哪个村民与这些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不遵守这些公认的准则，当然会引起其他村民的杯葛与抗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发生的那件大事，一场令人悲愤的惨剧，震动了全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长期的对中国的制裁，你们知道吗？中国政府至今没有签署联合国绝大部分成员国都已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你知道吗？这些事，中国可能有人不知道，有人已经忘记了，可是外国人没有忘记。对已经成为少数的专制思维者压制人民的事情提意见，这是管闲事么？
中国虽有敌人，但对中国的政府和政党有敌意，并不意味对中国有敌意，更不是对中国人民有敌意。老百姓不必替政府和政党背黑锅。
没有这些国际压力，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这些看似敌意的外部舆论，中国人没有如今有限的言论自由。
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主旋律洗脑的后果，中国人还没有做好当世界公民的准备，中国人还不习惯地球村民的游戏规则，中国人还不具备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国民的胸怀与气度！
这些是需要尽快改变的，否则还会闹出许多让全世界人民不理解的笑话或悲剧来！
小明， 二叔知道你从小有正义感，有男孩子的勇敢精神，有时还打抱不平。这点很像二叔年轻时的德行，二叔很欣赏。二叔要告诫你的是，不要以为你得到的信息描绘出了世界全貌，不要以为你学到的历史是绝对真实的事实，不要以为你能接触到的媒体都是负责任的。其实你得到的信息是极其有限的，是经过某些人刻意筛选的，甚至是改编的，捏造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世上许多人都是会撒谎的，包括一些道貌岸然的，或是崇高身份的大人物。你不一定需要辨识每一个谎言，二叔只希望你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不要冲动，不要盲动，更不要跟风随大流，特别是不要以自己的过激言行去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虎作伥！
关于你们拟议整治家乐福，造成他们损失的恶作剧计划，二叔奉劝你不要参与。二叔这岁数的人全都觉得这些做法太幼稚，不明白到底体现出强者的心态还是弱者的心态？只觉得很阿Q。我想告诉你：家乐福不仅仅是一个法国企业，其中有着诸多中国人的利益！家乐福的绝大多数职工难道不是中国人？难道不是包含了许多下岗职工、农民工？他们的利益你们考虑了吗？家乐福里卖的不全是中国货吗？不也凝聚中国人的血汗吗？万勿轻言“抵制”，又不是战争时期。杀人三千还自损八百呢，利益关系很复杂，你们真爱国就要明道理，不冲动，更不能为了泄愤而伤了同胞。
爱国体现的是爱，不是仇恨。这是二叔的基本观点，再过些年头你自会明白的！
千万不要再到处去传播那些今天摆平日本，明天踩扁台湾之类的语言，这像是一些疯子发出的呓语，不像是受过教育的现代文明人的思维。
好了，祝你健康，进步！
爱你的二叔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
2005-11-27
中國制度性失效的開始
中國制度性失效的開始
潘小濤 香港時事評論員
2005/11/26, 週六
吉林化工廠大爆炸後洩漏逾百噸苯入松花江，國家環保總局、吉林省和黑龍江省的官僚，居然敢拿兩岸幾千萬人的生命作賭注，聯手瞞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到捂不住、被迫宣布哈爾濱市停水四天了，還敢撒謊稱，停水理由是“維修水管”！這場生態災難，不僅暴露了中央政令出不中南海的困局，甚至下情也上達不了中南海，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已被官僚主義、地方利益嚴重扭曲，這是制度性失效的開始，再這樣下去，用不了幾年，中央政府將被徹底邊緣化，到時候中國的崩潰絕非危言聳聽。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當日上午通報，松花江污染高峰團正在流過哈爾濱。中新社傳真武仲林攝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張力軍，昨天在記者會厚顏無恥的說，國家環保總局事發後立即派人到黑龍江，協助防污，兩省也啟動應急機制，“力爭將污染損失降到最低”、“沒有群眾由於飲用松花江水而發生問題”。
當被問到為甚麼事發後十天才向哈爾濱及下游城市公布松花江被污染的消息，以及十二天之後才向更下游的俄羅斯通報，張力軍竟說：“資訊的發布，我們理解有幾種方式，向公眾發布是一種方式，向地方政府和沿線受影響的一些企事業通報也是一種方式……我們認為，吉林省政府的做法是可行的，保證了群眾沒有受到影響。至於向俄方的通報問題，我想，從現在開始，這個受污染的水流流到黑龍江（俄羅斯境內）還有十四天左右的時間，影響程度會有多大，目前來看，它是在減弱，影響的程度會越來越小，所以現在把這個情況如實地、詳細地向俄方通報，我們認為時間也不算晚。”
這就是把壞事變好事的本領了：既保護了幾千萬人的生命安全，也化解了一場外交風波，多難能可貴呀！讓我們回放一下國家環保總局和吉林、黑龍江省政府的“好事”吧！
十一月十三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屬下、位於松花江邊的吉林石化廠發生大爆炸，多個苯的儲存設施被毀，大量苯流入松花江。但吉林石化和吉林省環保局多次表示，沒有造成環境污染，即使十月二十二日，哈爾濱市宣布因為吉林石化大爆炸造成松花江水源受污染、全市要停水四天，吉林省當局仍矢口否認；吉林石化強調，爆炸產生的是二氧化碳和水，絕不會污染水源，他們有污水處理廠，不合格的污水不會排放到松花江。這是睜着眼說大話！實情如何呢？
11月25日，哈爾濱市開始大規模改造自來水過濾池，用活性炭顆粒代替以往的無煙煤、粗沙作為新的過濾材料，以保證恢復供水時的水質安全。圖為武警戰士向哈爾濱市供排水集團制水三廠過濾池投放活性炭。中新社傳真武仲林攝大爆炸翌日早上十點，當局已發現吉林石化廠的苯等化學原料洩漏，三次抽驗松花江水質時，均發現苯含量嚴重超標，最高超標一百零八倍，但吉林省和吉林石化一直沒公布，只是加大上游水庫排洪，希望加快稀釋，並藉着幾百公里的河道去揮發、吸收苯，減低其濃度。可是，污染愈來愈嚴重、污染帶長達八十公里，快進入下游的黑龍江境內了，吉林省當局無法獨力隱瞞事件，被迫在十一月十八日，即事發後第五天，通知黑龍江省政府。
黑龍江省接到通知後，擔心會影響招商引資和即將到來的旅遊旺季，僅向兩岸縣市政府通報，並沒告知公眾，甚至到了二十一日，污染源已迫近黑龍江省會哈爾濱，當局決定全市停水四天，公布的原因竟然是“維修水管”。結果，人心惶惶，地震、死人、投毒等謠言滿天飛，把市內樽裝水搶購一空。那時候，紙已經包不位火了。
環保總局聯合吉林、黑龍江兩省，欺騙公眾之餘，也瞞騙中央，否則，溫家寶以前對每次重大煤礦意外都迅速作出反應，面對如此重大的生態災難，國務院怎會拖到十多天後才宣布，已派出由水利部、環保總局、建設部人員組成的專家組到哈爾濱，並成立由安全生產監管總局局長李毅中任組長、水利部、環保總局負責人任副組長的國務院工作組，協調善後呢？
如此無視中央、如此漠視老百姓生命的官僚，真是天下少有。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中國的官僚真是膽大包天，這麼大的生態災難，他們竟然還敢欺上騙下，還有甚麼事是他們不敢做、不能做的呢？！他們說謊造假的本領，真是天下無敵，公然敢把罪責都說成“功績”！這絕對不僅僅是這場生態災難，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官僚已令整個體制出現制度性失效，中央領導權威不足之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政治倫理，也變得非常模糊、混亂，再不改革，好好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從屬關係，中國的前途危矣！
潘小濤 香港時事評論員
2005/11/26, 週六
吉林化工廠大爆炸後洩漏逾百噸苯入松花江，國家環保總局、吉林省和黑龍江省的官僚，居然敢拿兩岸幾千萬人的生命作賭注，聯手瞞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到捂不住、被迫宣布哈爾濱市停水四天了，還敢撒謊稱，停水理由是“維修水管”！這場生態災難，不僅暴露了中央政令出不中南海的困局，甚至下情也上達不了中南海，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已被官僚主義、地方利益嚴重扭曲，這是制度性失效的開始，再這樣下去，用不了幾年，中央政府將被徹底邊緣化，到時候中國的崩潰絕非危言聳聽。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當日上午通報，松花江污染高峰團正在流過哈爾濱。中新社傳真武仲林攝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張力軍，昨天在記者會厚顏無恥的說，國家環保總局事發後立即派人到黑龍江，協助防污，兩省也啟動應急機制，“力爭將污染損失降到最低”、“沒有群眾由於飲用松花江水而發生問題”。
當被問到為甚麼事發後十天才向哈爾濱及下游城市公布松花江被污染的消息，以及十二天之後才向更下游的俄羅斯通報，張力軍竟說：“資訊的發布，我們理解有幾種方式，向公眾發布是一種方式，向地方政府和沿線受影響的一些企事業通報也是一種方式……我們認為，吉林省政府的做法是可行的，保證了群眾沒有受到影響。至於向俄方的通報問題，我想，從現在開始，這個受污染的水流流到黑龍江（俄羅斯境內）還有十四天左右的時間，影響程度會有多大，目前來看，它是在減弱，影響的程度會越來越小，所以現在把這個情況如實地、詳細地向俄方通報，我們認為時間也不算晚。”
這就是把壞事變好事的本領了：既保護了幾千萬人的生命安全，也化解了一場外交風波，多難能可貴呀！讓我們回放一下國家環保總局和吉林、黑龍江省政府的“好事”吧！
十一月十三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屬下、位於松花江邊的吉林石化廠發生大爆炸，多個苯的儲存設施被毀，大量苯流入松花江。但吉林石化和吉林省環保局多次表示，沒有造成環境污染，即使十月二十二日，哈爾濱市宣布因為吉林石化大爆炸造成松花江水源受污染、全市要停水四天，吉林省當局仍矢口否認；吉林石化強調，爆炸產生的是二氧化碳和水，絕不會污染水源，他們有污水處理廠，不合格的污水不會排放到松花江。這是睜着眼說大話！實情如何呢？
11月25日，哈爾濱市開始大規模改造自來水過濾池，用活性炭顆粒代替以往的無煙煤、粗沙作為新的過濾材料，以保證恢復供水時的水質安全。圖為武警戰士向哈爾濱市供排水集團制水三廠過濾池投放活性炭。中新社傳真武仲林攝大爆炸翌日早上十點，當局已發現吉林石化廠的苯等化學原料洩漏，三次抽驗松花江水質時，均發現苯含量嚴重超標，最高超標一百零八倍，但吉林省和吉林石化一直沒公布，只是加大上游水庫排洪，希望加快稀釋，並藉着幾百公里的河道去揮發、吸收苯，減低其濃度。可是，污染愈來愈嚴重、污染帶長達八十公里，快進入下游的黑龍江境內了，吉林省當局無法獨力隱瞞事件，被迫在十一月十八日，即事發後第五天，通知黑龍江省政府。
黑龍江省接到通知後，擔心會影響招商引資和即將到來的旅遊旺季，僅向兩岸縣市政府通報，並沒告知公眾，甚至到了二十一日，污染源已迫近黑龍江省會哈爾濱，當局決定全市停水四天，公布的原因竟然是“維修水管”。結果，人心惶惶，地震、死人、投毒等謠言滿天飛，把市內樽裝水搶購一空。那時候，紙已經包不位火了。
環保總局聯合吉林、黑龍江兩省，欺騙公眾之餘，也瞞騙中央，否則，溫家寶以前對每次重大煤礦意外都迅速作出反應，面對如此重大的生態災難，國務院怎會拖到十多天後才宣布，已派出由水利部、環保總局、建設部人員組成的專家組到哈爾濱，並成立由安全生產監管總局局長李毅中任組長、水利部、環保總局負責人任副組長的國務院工作組，協調善後呢？
如此無視中央、如此漠視老百姓生命的官僚，真是天下少有。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中國的官僚真是膽大包天，這麼大的生態災難，他們竟然還敢欺上騙下，還有甚麼事是他們不敢做、不能做的呢？！他們說謊造假的本領，真是天下無敵，公然敢把罪責都說成“功績”！這絕對不僅僅是這場生態災難，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官僚已令整個體制出現制度性失效，中央領導權威不足之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政治倫理，也變得非常模糊、混亂，再不改革，好好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從屬關係，中國的前途危矣！
吉林涉隱瞞松花江食水污染真相：溫家寶震怒
方德豪 亚洲时报
2005/11/24, 週四
近日中國東北松化江發生食水污染事件，吉林一起爆炸污染了江水，但有人一直隱瞞真相，到被污染的食水流入鄰近的黑龍江省才被發現。中國國家環保局11月23日通報說，化工廠爆炸造成松花江污染超標108倍，但吉林方面竟強調污染物流入松花江“低於國家限制的標準”。此事發生後，中國總理溫家寶立即高調召開會議，重申“環保指標納入幹部政績考核”，目的就是要整治跋扈難馴的地方諸侯。
必須指出，這次污染事件可能涉及龐大的集團利益。事件被揭發後，涉及事件的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可能要面對巨額賠償。另外，《上海證券報》11月15日曾報道，中石化計劃出資61.5億元人民幣，欲私有化包括旗下吉林化工在內的三家上市公司。這次污染事件被刻意隱瞞，是否影響到這次私有化計劃有關？吉林省委書記王雲坤出身吉林省化學工業公司，歷任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煉油廠主任等職。他這個背景，是否有涉及利益衝突的可能？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23日證實，中國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發生後，監測發現苯類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水質污染。可是，吉林方面同一天竟然通過吉林省環保局重申“苯類污染物流入境內松花江仍低於國家限制的標準”。
《北京晚報》23日就哈爾濱緊急停止供水事件提出質疑，並對地方政府處理過程中的可能疏漏提出幾點質疑。
報導質問，“吉化爆炸既然造成污染，為何不公開？”《北京晚報》引述當地一名媒體工作者透露，吉林石化爆炸造成水污染在吉林已是公開的秘密，但是媒體無一報道，哈爾濱媒體當時前往採訪，也被告知松花江的水質“未受污染”。報道認為，黑龍江省環保局監測的數據顯示江水已受污染，“其中的真相到底怎樣，市民急需了解”。
除了對吉林省公布江水未受污染訊息提出疑問，報道也對哈爾濱市政府21日才發出停水公告提出質疑，並引述哈爾濱市政府緊急工作會議的解釋說，由於正處於招商引資關鍵時期及旅遊旺季，所以當時沒有公佈，直到考慮到為市民生命健康負責，才作出停水決定。
此外，報道指出哈爾濱市政府21日發出兩個停水公告的停水原因“大相逕庭”，首次宣稱因管道維修停水，後來才改稱松花江水可能受吉林石化爆炸而污染。
溫家寶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將環境保護納入地方政府和領導幹部考核的重要內容，定期公佈考核結果，嚴格責任追究。會議又指出，要鼓勵公眾參與，並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進一步增強環境憂患意識。
這次事件，也把中國部份地方官員自私自利的心態表露無遺。據中國《新京報》11月24日的報道，吉林省飲用水基本不從松花江取用，而哈爾濱90%的飲用水來自松花江，吉林省境內的第二松花江邊有不少化工企業，幾十年來不斷對松花江造成污染，兩省間曾為此多次協商。這次事件發生後，吉林方面遲遲不肯承認問題，似乎有人對黑龍江省以至松花江下游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地區人民的生命亳不重視。據稱吉林副省長，吉林市書記矯正中和中石油已就污染事件“道歉”。可是，爆炸事件早在11月13日發生，他們過了十天才道歉，不是有點太遲了嗎？
地方政府公然跟中國中央政府唱反調，吉林也不是第一個。可是，在這類涉及人命的重大事故中，地方政府仍抱不服從姿態的，在2003年非典事件後也較為罕見。這次事件再次說明，在現行體制下，龐大的利益關係對官僚來說可能會較人民根本利益更為重要；因此，中國的政治改革實在是刻不容緩。
方德豪 亚洲时报
2005/11/24, 週四
近日中國東北松化江發生食水污染事件，吉林一起爆炸污染了江水，但有人一直隱瞞真相，到被污染的食水流入鄰近的黑龍江省才被發現。中國國家環保局11月23日通報說，化工廠爆炸造成松花江污染超標108倍，但吉林方面竟強調污染物流入松花江“低於國家限制的標準”。此事發生後，中國總理溫家寶立即高調召開會議，重申“環保指標納入幹部政績考核”，目的就是要整治跋扈難馴的地方諸侯。
必須指出，這次污染事件可能涉及龐大的集團利益。事件被揭發後，涉及事件的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可能要面對巨額賠償。另外，《上海證券報》11月15日曾報道，中石化計劃出資61.5億元人民幣，欲私有化包括旗下吉林化工在內的三家上市公司。這次污染事件被刻意隱瞞，是否影響到這次私有化計劃有關？吉林省委書記王雲坤出身吉林省化學工業公司，歷任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煉油廠主任等職。他這個背景，是否有涉及利益衝突的可能？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23日證實，中國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發生後，監測發現苯類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水質污染。可是，吉林方面同一天竟然通過吉林省環保局重申“苯類污染物流入境內松花江仍低於國家限制的標準”。
《北京晚報》23日就哈爾濱緊急停止供水事件提出質疑，並對地方政府處理過程中的可能疏漏提出幾點質疑。
報導質問，“吉化爆炸既然造成污染，為何不公開？”《北京晚報》引述當地一名媒體工作者透露，吉林石化爆炸造成水污染在吉林已是公開的秘密，但是媒體無一報道，哈爾濱媒體當時前往採訪，也被告知松花江的水質“未受污染”。報道認為，黑龍江省環保局監測的數據顯示江水已受污染，“其中的真相到底怎樣，市民急需了解”。
除了對吉林省公布江水未受污染訊息提出疑問，報道也對哈爾濱市政府21日才發出停水公告提出質疑，並引述哈爾濱市政府緊急工作會議的解釋說，由於正處於招商引資關鍵時期及旅遊旺季，所以當時沒有公佈，直到考慮到為市民生命健康負責，才作出停水決定。
此外，報道指出哈爾濱市政府21日發出兩個停水公告的停水原因“大相逕庭”，首次宣稱因管道維修停水，後來才改稱松花江水可能受吉林石化爆炸而污染。
溫家寶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將環境保護納入地方政府和領導幹部考核的重要內容，定期公佈考核結果，嚴格責任追究。會議又指出，要鼓勵公眾參與，並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進一步增強環境憂患意識。
這次事件，也把中國部份地方官員自私自利的心態表露無遺。據中國《新京報》11月24日的報道，吉林省飲用水基本不從松花江取用，而哈爾濱90%的飲用水來自松花江，吉林省境內的第二松花江邊有不少化工企業，幾十年來不斷對松花江造成污染，兩省間曾為此多次協商。這次事件發生後，吉林方面遲遲不肯承認問題，似乎有人對黑龍江省以至松花江下游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地區人民的生命亳不重視。據稱吉林副省長，吉林市書記矯正中和中石油已就污染事件“道歉”。可是，爆炸事件早在11月13日發生，他們過了十天才道歉，不是有點太遲了嗎？
地方政府公然跟中國中央政府唱反調，吉林也不是第一個。可是，在這類涉及人命的重大事故中，地方政府仍抱不服從姿態的，在2003年非典事件後也較為罕見。這次事件再次說明，在現行體制下，龐大的利益關係對官僚來說可能會較人民根本利益更為重要；因此，中國的政治改革實在是刻不容緩。
2005-10-03
中国金融界为什么是毁灭中国未来的黑洞 by草庵居士
现任泛美银行(Pan-America Capital Inc)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CEO)草庵居士在研讨会上以“中国金融界为什么是毁灭中国未来的黑洞”为题作演讲。
演讲中，草庵居士通过中共官方的经济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为何是表面繁荣，实质是危机四伏。首先，中国经济畸形发展，70%靠外需市场；乡县省三级政府财政赤字就占全国总产值(GDP)的60~70%，银行坏帐窟窿是全国年营利额的20倍；而且，银行坏帐内幕惊人。
草庵居士说：“引用中国现任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的话，就是：中国银行界出现的是系统性风险。这个系统性的风险，稍微不注意，就会引发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崩溃。”
下面是草庵居士发言的内容。
*中国经济表面繁荣 实质危机四伏
从1983年开始，平均GDP增长7．6%，最高时达到9%。在另一方面，大家可能看到，整体的经济上，整个的外资企业都进入到中国大陆，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占GDP的份额高达80%。这就是说，中国GDP的80%是由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
创造的。
同时，我们可能看到最近大陆的房地产发展很快，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大的城市，包括苏州这些二级城市；整个的城市建设非常好。这个看上去，好像中国的经济真的非常好；但这只是表象，内部情况的情况究竟任何，下面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人大会议所讨论的议题主要有三个：台湾的“反国家分裂法”、股票市场、和房子的问题。据我所知，本来此次人大要对经济的发展作决议，但后来没有。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次人大会议结束时，没有政府报告出来，而以往都有。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济问题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从宏观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股票市场的发展，从开始到现在，最高峰时达到2万5千多亿人民币的资产。当然，人民币的存款，当初不过是1万2千亿；后来逐步增长，到现在将近10万亿。
*中国经济70%依赖外需市场
但是，大家首先看到中国的企业，官方公布的数据，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占GDP的已经高达80%以上。同时，中国的经济利润总额，70%是靠对外贸易取得的。这一点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但中国做到了。
但这不是个好现象，这是中国的整体经济全部是依赖外来市场，就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它不是靠内需，而是靠外需。这个外需市场就是美国和欧洲。这种情况的产生就是让中国整个的经济挂到了依赖美国。就是说，美国市场的兴衰就对中国经济市场的影响就非常大。而不是中共政府自己能支撑、能决定的；它决定不了。
*中国乡县省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60~70%
在人大会议上有几个数据，它们透露出来的，这是中国官方刚刚承认的，就是：乡村一级的财政债务超过1万亿；以往，海外估计是4、5万亿，中国官方过去一直对联合国说只有6千亿。县一级的财政债务是6万亿，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乡村啊，县政府和乡政府向政府借了很多钱。到了省政府，省市这一级，他们说是2万亿。
其实这些数字公布出来，大家累计一下就知道，1万亿、6万亿、和2万亿加起来就是9万亿。大家可以看到，这财政赤字占中国GDP的比例将近60~70%。大家要知道，中国的GDP是包含成本的，就等于工厂的生产产值；而产值并不代表利润，是要掏去成本的。
*中国银行界窟窿 是20年纯收入的总和
同时，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累计国债赤字是1.7万亿；那么加起来，中国财政赤字就达到10.7万亿。所以，海外的经济学家和国内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敢于站出来讲话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中心主任钟维(音)，他们指出，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GDP产值的140%。其实这些数据都是中国官方公布的，只是它公布时很零散，大家不太注意；没有比较，所以不清楚它的危险性。
用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周小川讲的话说：中国银行界的危机，如果银行界和政府全都不花钱，把所有营利的钱用来填补这个窟窿，要20年才能把国家内债的窟窿填平。所以，这说明中国的经济非常危险。
那么引用中国现任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的话，就是：中国银行界出现的是系统性风险。这个系统性的风险，稍微不注意，就会引发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崩溃。
为什么中国金融界的几个黑洞会引发经济崩溃？其实，金融界和银行界财政上的窟窿，大家是不容易看到的，而企业界的窟窿就非常明显。我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事件。
*一个5亿多银行坏帐窟窿的故事
大家知道，02年底、03年初，朱镕基把中国政府1.4万亿的银行坏帐拨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现任财政部长在人大上讲：这1.4万亿的银行坏帐，还是要我们来支付；当然我们现在的财政没有这么多钱，要分批支付。
我有个朋友叫文祥(音)，他在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当浙江省的负责人。他到浙江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后，从银行那接收了很多坏帐；这种坏帐是政策性拨付的，是政府指定坏帐拨出去的。
有一天，文祥碰见一位企业老总，就问该老总：你们欠了多少帐啊，都欠谁的？
老总：我们的欠帐多了，你问那一家呀？
文祥：我调这儿来了，你们公司欠我们5个多亿人民币。
老总：我们什么时候欠你们的钱了？
文祥：是从农业银行那拨过来的欠款。
老总：我们从来没有向农行借钱呀。
文祥：不可能啊，我看过所有文件；我要回去再看看。
回去后，文祥就叫底下的人把文件拿来，一看，确实是五个多亿欠帐。就打电话给那老总。
老总：我们是合资企业，借钱应该找中国银行，而不是农业银行啊。
经这一说，文祥于是去作调查。结果发现，该公司是用一大楼作抵押的，该大楼叫“博财大厦”(音)，就说：我们要接收这大楼。
老总：我们没有大楼，有也已经抵押给中国银行了。
文祥听后，就带人到大楼的注册地址去查看。结果到那一看，差点就躺那儿了。为什么呢？他看到那地址上还是一片农田，农民在那儿种庄稼呢。这个地址根本没有大楼，这条路也根本没有大楼。
所以，当时他就急了，说：你们造假到这程度，我接收的资产是假的，上面知道后，那不等于我合伙与你们一起诈骗吗？5个多亿人民币呀！
于是，他找农业银行。农业银行说：“我们有所有文件。”
所有文件移交后，文祥一看、一查，发现合资公司是假的，这家公司是省政府派到香港，反过来跟国内合资的。那章也是假的：其他合资公司的章都是英文的，而这个是中文的，还带着五角星。
文祥表示不愿接收该欠款；结果省政府不干，说：接收了，就不能再拿出来。你们上当受骗，是你们的事。
文祥一看，不行，五个多亿呀，分文没有，还落个贪污的罪名。于是，他就告到法院，结果被驳回。法院说，这是政策性拨付的坏帐，所以地方法院无法接受审理，谁叫你当时不看清楚。
于是，文祥再上告。结果，这资产管理公司虽属国务院，但官不大，是司级的，管不了那省长。他们只好到最高法院去打这官司。因为文祥觉得，打了官司后，就表明这事与他没有责任了，他是上当受骗的。结果，最高法院说，这事得由国务院来协调。案子又被驳回。
那么，这笔帐怎么办呢？我前段时间问他。他说，一直挂那儿，没有办法。
这是银行的坏帐，它自己刻几个公章，转一转，就推到政府的财政上去了。所以这个银行界的窟窿啊，看不到；但是，一旦政策上要百姓分担这个财政窟窿时，银行界都会伪造东西。如果你没发现，也没办法。按他们的话说，行长都换了好几个，不知是哪个干的。人都调走了，不知道是谁干的。反正是坏帐，你就拿着吧。
所以呀，中国很多这种事情。
(待续) 4/18/2005 2:15:30 PM
* 骗钱：地方、企业、官员和银行勾着骗
其实在企业当中，很多人骗钱。我还认识一个人，沈阳人。他作案是在哈尔滨。他在城里成立销售公司，租个地方。然后他招员工，告诉员工给很高的薪水，一个月给一万多块人民币。然后他把员工的资料都拿过来，以员工的名义贷款买车。贷款把钱拿到手，去买车，然后卖车，他开了十几个厂家的车行卖车，两年卖不出去，卖不动。
去年大概6月的时候跑到日本去了，卷了全部的钱走了。结果银行就产生了很多没头的帐。有的是农民，和其它人，都没有见过。他只是招员工时登记的资料，他盖完章之后就从银行贷款出来。在国内一部进口汽车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他弄几十个员工就弄了上千万，就这么骗。当然这种骗得是地方、企业、官员和银行勾着。
象这种事国内其实很多。
* 骗海关退税:3万美金卖一货柜海水
最有名的是在广东那边，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广东有一个渔民，在汕头。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做假发票，他们不做这个。他们雇人，用大铁桶装满海水，搁到集装箱里。然后他们到海关，报作化工原料出口。
一个集装箱如果装玻璃杯、板凳什么的，能装个3、5万美金的货。但是他们装了价值30、40万美金的海水。然后他们就往洛杉矶这面发货。付的运费也很多，当时一个40尺幕豕?千多美金。他们每天都发一、两个货柜过来。结果他们出口额非常高；就跟当地政府退税。
你知道30、40万美元退税是多少吗？名义上市价15%，实际上到手时是7-8%。你算算30万美元就是拿5%的话，一次就是一万五千美元。他们一天出口一个货柜的海水就能赚一万五千美元。这个税都是从中央财政退税拿到的。
这个货柜到了岸怎么办呢？他发的公司名字和地址都是乱填的。这边海关就当作无主货物，就是等着，放够6个月后就拍卖。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有个上海朋友，经常在这边海关拍卖捡那个便宜去。结果有一次他花3万多美金拍卖一货柜海水回来。回来给我们讲。他举报了，他说你们海关骗人，怎么把海水拍卖给我？3万美金啊！
结果海关一查，很多所谓化工原料都是海水装的，一桶桶都还很重。这件事后来弄到国内，引发了国内查退税事件，在汕头引发出来的。这个事情它延续了将近十年，你就知道这些人靠退税、出口海水赚了多少钱！
中国财政流失的非常严重啊。朱熔基当时的政策就是退税鼓励出口。这种挖根、挖墙角的事情，从中国整个的经济上来说啊，大家就知道，哪个耗子，虽然挺小，但牙挺尖，一点儿点儿的吃， 这个木头，就是铁也会吃光。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啊。
* 中国股票上市是圈钱:香港脚的故事
看中国股市，其实它圈钱啊，真的是很厉害。
大家知道这个杨兰、吴征(音)搞这个上市。在网上闹这个杨兰、吴征(音)的事件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大家说你怎么替他们说话呢？
我说，不是替他说话，因为他多少还要做点事。股票上市，大家都在矽谷这边，都经历过这个。故事要讲的好啊，这故事。举个例子说，今天我发明个东西，发明治脚气，治香港脚的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分文没有，但是这个药好坏不说。我可能到中国大陆找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不错，有3年赚钱历史。那我就跟他换股。换股后我就到美国来讲，你看大陆人大概有30%得香港脚的，那就是，13亿人有4亿人得香港脚。我们一人卖一瓶的话，一瓶赚一块美金就是4亿美金哪。
你想想，你掏钱吧。但是在美国你这么讲完了，如果企业不赚钱的话，会查你，告你的。但是在中国大陆不是，在中国大陆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啊，中国政府还鼓励，中国政府说啦，4亿人有香港脚，不对，我们调查了，中国有8亿香港脚。这个，你说多缺德。而且在美国是个小个体，在中国大陆是国营企业，是政府主导地方去上市。
(待续) 4/19/2005 8:13:37 AM
* 种菜、卖菜的成为5亿美元富翁的故事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李小二的问题”。这个李小二不能讲真名，他行二，个头矮；从小就叫李小二，他是齐齐哈尔人。以前中国有一些官员和俄国人作边贸，他是农民，在边境小镇上到处卖菜去，种菜卖菜生活也不太好但是也过得去。
* 路边救了“贵人”
偶尔有一天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蹲在那儿，很难受。农民很朴实，他就问那人：你怎么回事啊？那人不说话，病了，脸色煞白。
他说：我送你去医院吧。
又不敢去大医院，就去找家里的赤脚医生，医生看完后就给接家里去了。那个先生住了几天病好了，说：哎呀，你救我一命。
虽然那人当时的病不是很重，但是没人管，所以他很感动。给他留了地址、电话，还说：你有事，到北京找我去；咱是哥们儿了，结拜兄弟了。
* 上北京找结拜兄弟
过了很久，李小二家里卖菜不太容易，就到北京打打工去吧。他就背个被褥，跑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就打那个电话，找他的这个结拜兄弟。
兄弟问：你在哪呢？
他说：我在火车站呢。
兄弟说：你等着我，我就去。
结果李小二一看，来了几辆奔驰轿车。几个彪形大汉穿着黑衣服，就找他过来了。他以为是警察，要抓他呢。他说：我没犯法呀。
对方说：不是，我们大哥请你。
他说：你们大哥是谁？
对方说：你救了我们大哥啊。我们大哥是你弟弟呀。
他就被请上车去，送到了宾馆，住那儿好吃好喝。他还挺担心，说：不行啊，我到北京花不起钱哪。
对方说：不用担心，我们大哥管你。
他说：不行，我得打工去，你帮我找工作吧。我种菜没地方种了，我扛个砖头麻袋的都可以，干活还可以。
对方说： 你干活干吗？你救了我们大哥的命啊；这样，我跟我们大哥说说去。
然后他和他“兄弟”见了面，吃饭。他说：我就是家里穷，没钱，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工作。
他兄弟说：不用了，你明天来，我给你解决。
第二天，兄弟手下的人拿来一个信封，说：你拿这个去吧；给你们省长送去，你就有钱了。
他说：这那行啊，这不是骗我吗？
那手下说：不骗你，我给你买火车票给你送回去。
* 得到两千辆进口汽车的国务院批文
他一想吃了人家一个多星期，那就回去吧。回去之后，他没有什么文化，就去找村长，没去找省长。村长一看，说：你怎么拿个国务院的大章啊？咱不行，你找乡长去吧。
乡长看了之后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咱找县长看看去吧。县长一看，说，咱级别不够，还是去找地区专员吧。
专员看了，说：哎呀，你那个把兄弟是干什么的？他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知道他有一帮一帮的手下，好吃好喝的。要不我带你去？专员说：不能去，咱还是得找省长吧。
结果真去找省长。省长看了公文，就说：这样把，咱们到北京去，我们核实一下。没过几天省长带他去北京。到了北京后，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批文啊。两千辆进口汽车的批文啊！这是我们发的。
省长一听，马上就拜李小二为大哥了。他说：你能拿到中央批文啊，2千辆汽车啊！这样吧，你到省政府做顾问。
李小二说：不对呀！不行呀！你得给我钱。我那兄弟说了，你得给我2千万人民币。2千辆汽车，一部汽车值一万块。
省长说：好！马上给你，马上给你；结果省长又说：这样给你不行，我给你成立一家公司吧。
* 成为全国首家上市农业公司的董事长
结果全国第一家上市的农业公司，在齐齐哈尔成立了，李小二成为了这家农业公司的总经理兼董事长。这省长结果就经常请李小二到北京去要批文。3千辆、2千辆汽车的批文就这么批了。他们觉得很赚钱，一部进口汽车的批文不止能赚1万啊，能赚10万啊。这种情况就这样发生了。
一段时间后，李小二北京的兄弟一看这么发财，就说：兄弟们一块儿发吧。这样吧，中央给你项目。我派几个弟兄到你那个公司里去当董事，我当总经理。
李小二说：那当然好，我有那么多钱都是你给的，你就来吧。
结果这个公司呢，又发行几次股票上市获利。两个人，将近50多亿人民亿就这么拿走了。
那么李小二就在齐齐哈尔买了房子，跟他老婆一起挺好，他们有二个孩子了。生第一个孩子不要钱；生第二个姑娘时，被罚款一万多；生第三个女儿时，分文不罚，政府还很好对他。
* 风云突变 成5亿美元富翁
一天，他在家接到北京兄弟来电话，说：你赶紧到北京来，全家一起来，有急事。
李小二一听，兄弟是他恩人啊，就坐飞机来了。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他兄弟就把护照，和到美国的签证交给了他，说：你马上到美国，有急事。
李小二说：我没去过美国，不懂英文。
兄弟说：没关系！洛杉机已经有人安排好了，你就去吧。你去之后，我会马上过去。
结果李小二飞机场没出，待了几个小时后就走了，上美国来了。到了美国，李小二一下飞机，有人接他，房子都给他买好了，请他住进去了。那人说：你先别出来了，国内出事了。
李小二说：出什么事了？
那人说：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齐齐哈尔的副市长就被抓起来了，省长也给抓起来了。
李小二说：为什么呢？
那人说：你就甭管这些了，安心在这儿。你看这有存摺，5亿美金放在你的帐上了，你就安心在这儿待着，别出来。
李小二想：肯定他兄弟有本事，5亿美金放这儿，他也不着急了。他就在这儿了。
结果大约过了半年，齐齐哈尔副市长被枪毙了。这个公司呢，总经理被枪毙了，董事长跑到美国去了。在中国，这叫“失踪”；这个公司倒闭了，被清盘了。
李小二干什么呢？他在洛杉矶开一家长城饭店。说良心话，每次我去都没看见人，除了我自己吃饭以外，没有人去那吃饭。他也挂个牌子，雇了2个人。一个厨师、一个跑堂的。每天他干什么呢？到拉斯维加斯去赌。他倒是很聪明，买了不少房子，他到处躲得住。
* 一次不花掉500万美金，心里不踏实
我说：你干嘛呢？天天赌去！
李小二说：我不赌不行呀，我得找些事做呀。你想5个亿美金呀，3%的利率，你算算，我一年得把美金花掉啊，不赌，我花不光啊。
我跟李小二去过一次、二次拉斯维加斯。我看他赌，他一百万筹码往那儿一放…，所以拉斯维加斯几个赌场都认识他。他一去，就叫：高爷爷有请，您请！还管吃管喝。
李小二说：我赌一次大概赌个三、两天就回来，也得换换心情。我不花个一天500万心里不踏实。我不能天天泡在拉斯维加斯赌啊，我赌三、五天我得花掉500万啊。剩下钱实在花不掉，这个钱…，负担！
这个钱多成负担了，这个是李小二的故事。所以中国大陆你看股票上这个过程啊、这种黑洞啊，实在是太惊人了！
(待续) 4/21/2005 11:55:55 AM
* 王老五的故事：专做鸡饲料的解放军将军
有一个案子，讲土地的事情。大家知道北海市的土地开发热很厉害的，这个朋友啊是原来北京籍的一个处长，后被调当代理北海市市长，现在被抓了。这事情过去很久了。
* 从民工成为建筑公司总经理
一天处长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河北省仓州的一个民工，姓王，不能说他的真实名字，就叫王老五吧。王老五当民工，到处给人干活。结果呢，这个处长从北京调到北海市当代理市长之后，他的老婆是河北省仓州人，就跟王老五拐来拐去、绕来绕去绕成亲戚了。
一天这代理市长就找去了，说：老五啊，你到姐夫这来吧。姐夫封你为建筑公司总经理。王老五就莫名其妙当了总经理，之后呢，代理市长给他配了个年轻漂亮的小秘书。他说：你什么都甭管，你跟你姐夫吃香喝辣的。
那时候北海市卖“红线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红线图”就是干建筑用的，国内规划师有画蓝线、画红线的缓煜呔褪恰芭亍薄５笔北焙Ｊ械囊荒兜厥?,500块到5,000块人民币之间，最贵的需要30,000块市一亩地。但是卖到市场价是多少呢？最便宜的是30万，海边的大道的地能够达到50万。
* 开发土地白得2千万
结果北海市市长就登报纸说：现在从河北省仓州来一个建筑公司，是很有实力的企业家；老板叫王老五，到我们本市投资来了。所以我们市政府经过决定之后啊，让他集中开发，大片开发。一下子给他批个2万平方公里，都给王老五的公司开发去了。
结果呢，王老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迷迷糊糊的做总经理，他底下那个秘书呢，就开始卖地。当然这个王老五是个恍子，钱大都被市长弄走了；但是这个过程一年时间，王老五离开北海市的时候，手里就拿了2千万。那是什么年代？是1986年。
*做鸡饲料，50万卖个陆军少将
在那时拿到2千万人民币，这王老五回到河北省仓州，他想不出干什么。没别的干，他说：我原先种地的，我干脆干点鸡饲料吧。结果他就拿钱干了鸡饲料，干得很好。后来，当地政府很多人就刮他油。他受不了了，这不行啊，就到处找；找来找去啊，找到一位中校。中校说：那好办，你当兵入伍嘛；当了官，不就有警卫了。
他问：那有警卫是什么级别？中校说：最起码得是将军啊。
后来，经过一翻运作，50万人民币，结果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江泽民总书记呀，就在公布授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时候，有这个王老五先生，还跟江泽民同志有合影。50万啊，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从此之后没人管他了，因为他家门口有一个警卫班，持枪站岗，保卫中国解放军专做饲料的少将。
大家看到，中共的官员从上到下这种勾结，真是没办法。表面的近距离的黑洞，你看不到的，但是它事实上是存在的。2万平方公里是多少亩土地呀，就算最贵的，5,000块人民币一亩地卖给他，他在外边卖30万；是多少倍的暴利呀，真是。
这在美国不可能想像的，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做到了，他都是挂个名头。
所以像中国财政上的收入、企业的亏空；这种大的亏空造成的，最终的结果，谁去承担？是政府去承担。国营的嘛，国营的不承担谁承担啊？！
*老总侵吞电厂的故事
曾经在好几年前，网上有个方舟子(音)攻击我，说我造假，欺诈中国的电厂。我那时确实跟电厂谈过很多的生意，当时在安荣(音Enron)之前，我们在搞电厂，想上市，谈了很多电厂。
结果，大约去年的时候，南京一家电厂，那老总跟我们关系很好，他问：现在电厂能上市吗？我说：怎么上市呢？现在安荣(Enron)之后，电力市场在美国的股票不好啊；大家都觉得电厂不行。
他说：这回便宜点行吗？南京市第二大电厂，现在是我的了；我给你点股份，咱们上市吧。我对此事觉得很奇怪。
他说：现在都MBO (Manegement Buy Out)了，你不懂，现在我们改革开放了；共产党代表先进性，我是代表先进性，党里最先进的代表，代表人民币，我把电厂给买了。
我问：你多少钱买的？当时的估价，电厂是要十几个亿人民币呀。你这个3、4年不见，发财速度太快了，十几个人民币就有了。
他说：没有。你走之后，我算清醒了，这东西不能让它赚钱，要让它赔钱呀。所以我一年让它赔几个亿；这个电厂赔得剩几千万时候，我就把它买来。要几千万，我就向银行贷款。
我问：能贷给你吗？
他说：当然贷啦。电厂值十个亿，这谁都知道；现在我买还不到一个亿，我买来了，大家不就是分点钱吗？对不对？我担保。
我说：那钱怎么…？
他说：我欠人家钱啊；但是人家也欠我很多钱，你知道吗？我烧煤，我给人钱，欠人钱；但是你知道我贷那么多机械时候，搞扩建的时候，那些钱我都不给人家，花钱卖件我不收的。
我说：那怎么…？
他说：咱弟兄们大家一块买这个电厂；欠我钱的人，我给股份嘛，不要还嘛；等卖了之后再还我。
就这样：6、7个亿的欠款，在他帐上是不还，结果这个厂就亏损，一直亏损共产党就卖了吧。卖了之后呢，他对那些弟兄：弟兄们啊，你们这个6、7亿的钱啊，还我一半，3、4个亿还我就行了。
结果大家都高兴还他了，而且得到了股份。还他之后，他贷款一个亿，他把收回来那3、4个亿，还一个亿给银行，他手里还有2、3个亿；这个电厂成他的了。所以现在南京的第二发电厂是一个私人老板。
*中共官员经济上吞吃中国整个财富 毫不顾忌
大陆就这么做MBO，也就是经理人买断的意思。这种买断，在美国是不可能想象的；在美国要发公开声明，老板要知道的。可中国大陆就这样，只要几个人偷偷一弄，就行了。在美国建电厂是建不起来的，一弄就是上百亿美金。
在中国大陆也不是说你花个3、5百万，1、2千万就能建起个电厂，它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十个亿的资产，他几千万就买下来了，空手套白狼，而且他买完之后，还有几个亿现金装口袋里头，你说这怎么样。这种经济上，吞吃中国大陆整个财富啊，就这么非常地明显、而且是毫不顾忌的。
所以呀，中共现在讲代表先进性，什么三个代表，这三个代表真是…，中共的代表—最有钱人，就是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大家可能看到了。
(待续) 4/22/2005 2:26:01 AM
中共偷窃国有资产
今天我还和一位老前辈讨论说：“中国经济会不会引发中国的整个崩溃？”其实美国人看虚表的东西，说：“中国盖大楼那么好，纽约100年建的，这个中国10年就建好上海了。”可大家想一想，这钱是怎么来的？
老百姓总觉得中国政府建的高楼，那跟我没关系，是政府掏钱来的。但大家想一想，政府的钱是哪里来的？是中国政府养活老百姓，还是老百姓养活政府？这个关系呀，在我们美国都知道，我们交税，我们没钱政府就赤字呀，政府钱是要靠百姓捐税来的。
中国有一个黑洞，这个财政黑洞。就说中国人觉得贪官哪捞那么多钱，浪费这么多钱，但经济还是发展啊，他没有什么显现出来，这就是其中一个问题：
中国的货币体系呀，是跟世界不一样的，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土地、矿山都有价值的，但在中国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呢？中国的矿山、土地是国有资产，是不可以出售的；所以在中国内部体系上、中国人民币的体系上，矿山的土地价值是不存在的。
美元发行的时候，以国家本位发行的时候，它把土地交易、土地矿山的钱都核进去做为一个基准金去发行，但中国大陆跟美元是单一汇率，固定的，政府控制的。现在在发行人民币的时候，他只发行流通那一部份，是物资的钱；因为矿山、土地不流通，所以他没有办法价值体现。但是虽然人民币没有体现的时候，但在世界的大范围他是有价值的。
这价值在哪里呢？拿到市场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土地、矿山是要钱的，中国政府不可能白白送美国人一块土地，不会的，你要花钱去买，是花美金去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土地、矿山这部份财富的价值体现是在美元系统上，流通性体现了，而不在人民币系统体现了。所以这时候呢，他拿了钱，等于无形中转到美元系统之后，他可以分到不在中国财政上的体现出来，私下装到口袋里，你看不到的。
所以老百姓觉得流失这么多资产，今天就有人问我：“草庵，你说中国外资进去才500亿，说流出有600亿出来，那亏的钱哪来的钱？”大家想想，为什么很多外资都去买矿山、买土地，他的钱哪去了？赚的钱，赚的钱没有在人民币体现，没有在人民币价值范围内体现，而是完全海外的。
所以大家看到旧金山也好、洛杉矶也好，都拿现金去买房子、买豪宅时候，你觉得你钱哪来的？都是二种价值体系上把那个财富给分割开。所以中共这个事，很多人学经济学，学得都很好，弄后边就学不懂那个假。中共经济学实务上面，我相信他是世界第一的，他搞欺诈的时候，欺诈经济学绝对中共是No. 1的。（众笑）
他们有理论基础，他给你文件看。这个谁创造的？是陈云。
俄国私有化平分了国有资产
所以大家再往外看俄国，俄国改革时候，通货膨涨很厉害，说人很穷，为什么呢？俄国改革时候，他考虑私有化过讨幸幸桓龉叫裕恳桓龆砉嗣扛鋈艘徽胖剑钦胖绞鞘裁茨兀渴枪凶什募壑怠?p>比如1千卢布，每人就1千卢布，只要你出生就有一张。所以俄国是把所有共有资产弄一块，全部分给百姓了。这分给百姓之后呢，有大部份百姓是愿意换成现金，所以换现金时私下就买卖了。我说：“吴先生啊，我这一千块卢布你换我500块现金吧。”他可能给我500块钱。有很多聪明人，他就买这种有价证券，然后他去标这个国有企业的拍卖，结果很多人通过这种事，他只要用500块卢布拿到1千块的国有资产价值，他去买了国有资产企业。
这样俄国形成了一些个垄断、暴富的阶层。但是呢，相对比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它非常公平，至少他每人都有一张纸，这张纸是你私下卖的价值高低的问题。这时候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俄国通货膨涨，俄国一直重视重工业，轻工业产品不行，所以他把以前国有制的时候，土地、矿山没有在卢布价值上体现出来，他一下增发货币，多的时候把那个土地价值跟那个矿山价值在货币价值体系内体现出来的时候，他货币一下增大了。增大之后呢，他体现在哪里呢？是体现在固定资产、企业矿山的贬值；但是呢，消费日用品因为稀少它通货膨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那时候改革时，谁买了固定资产、买矿山、买工厂都会占便宜；而你买那个物资消费，因为短时间短缺，现金流量增加，它会贬值，它是在这里不平衡，但整个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改变。
中共不让公平私有化
所以中国的改革，什么时候中国大陆如果能够每个人发行一张纸，刮分国有资产时，中国才能真正实行公平私有化。而现在这种私有化过程，完全是一只黑手，不平衡的黑手在里面掏钱，老百姓还看不见。这种掏你看到还只是表面的东西。
大家想想，我有权我就可以MBO买断工厂，是不是每一个工人都可以？他也应该参与买断呀，为什么不让他参与？话说国有资产，南京的工厂，我是中国人，我现在在北京，我是不是可以去参与投标去？他没有，从来没有投标。
所以这个民运当中有位先生叫做易改（音），他曾经在大陆推行资产改革，就是产权交易委员会，他事实上类似俄国的公平市场，推广这东西，但中国大陆硬硬把他打成民运份子，赶跑了给他。
大家想一想我现在当个部长、当个省长，我有权，我的弟兄们还没有捞够的时候，我怎么样让你公平交易呢？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改革都是不平等。今天我当了老板，我都可以把工厂赔本，赔本之后，对不起！我这个往上面一报，这市长、省长一说：“那好，你买断吧。”你就买了，他跟银行一交易，工人买完之后全部请您回家，他成了私人老板了，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中国在经历阿根廷的经济悲剧
现在再反过来回头看一看呀历史的先例：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中国就容易虚假经济，给人造成假象，他说他比美国经济好，回报率要高于美国。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政治风险性非常大，经济风险也非常大，但相对比较，就是收益高低和政治风险比较，冒险，就投资到中国去。所以这个曲线就是这样，美国好中国就坏；美国坏中国就好。这个20年的发展过程，你看看这个经济成长，都是这样子。
但这个增长啊，这是个规律。另外还有规律，就是阿根廷跟巴西呀、智利这些国家的几个经济发展的规律。
在80年代前啊，你知道有这个四小龙，亚洲的。到了90年代时候啊，那不是四小龙啊，最好的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啊这个。阿根廷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排名全世界第七，经济排到第七。你说那时候，不过赵紫阳和朱熔基都派一个人到阿根廷跟巴西去学习。
南美国家你想它排名到全世界第七，他增长得非常快，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货币单一汇率 美元挂勾
第一步，它使用那个货币改革，原来是自由兑换，改成像中国式的单一汇率，美元挂勾，一篮子计划。说你美元到我这个阿根廷来投资，完全换成披索，一个汇率，我政府控制。这样子有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以前经济不好，大家想美元这个披索政府控制着，他不会胡乱贬值了，所以大量的外资都进来了。
进去之后呢，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外资进去就要改善环境呀，他就跟中国大陆的积极财政，政府大量投资。结果，阿根廷只要跟那个政府有关系的人啊，你全都沾光，因为到处建工地、修马路、也有高楼大厦，所有环境都很好。
再一个，积极财政之后，他就有这样一个时期，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他总要改革国营企业，它效率总比私人企业低。因为引进外资都免税，那个税占财政比率虽然增长很快，财政增长比率没有，他要靠国营企业。
发国债 弥补财政收入下降
这时候经济就要下来，所以财政收入就要下降，怎么办呢？阿根廷就发国债。国债增长率30%，经济增长率才9%的；国债增长到极限的时候有个比例，要发新的国债要还旧的国债，还要还利息，他都5年、5年的走，越发越大，加到一定程度就像中国大陆现在，去年国债发行3千亿，3千亿里头有1,500亿要还以往年的利息，另1,500亿还本，他自己财政还用不上啊。所以这时，就没办法增长了。
国债发行到极限 增加税收
发国债之后呢，阿根廷又实行一个政策，增税。国债增长不行，就增税啊！它这种经济增长，就造成有权的权力结合，就是分化，所以报复的人很多。他说我们这样子：增收金融交易税。
这金融交易税是干什么？就跟中国大陆一样，大陆在朱熔基末期时，银行存款要缴利息税，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扛债国内都知道，中国大陆从来要缴利息税。阿根廷就缴利息税，他不光缴利息税，金融交易还有交易税。你给他金融上买卖一次、你借个钱也要缴交易税，太厉害，他收交易税。
所以这种情况就造成百姓说：“有钱我干脆我存你那干什么，钱少不要紧，钱多了时候我存你那都交利息了，交利息税了。”转移钱，钱就往外转移，慢慢地转移。转移了钱，国库就空了。
国库空了 砍教育、社保、退休金、医疗
国库空了之后怎么办呢？他又有政策了。减少教育经费、节约财政开支，他先把教育费砍了。你看中国大陆现在教育，他比那个阿根廷砍得还早，改革第一步先砍教育，叫什么教育市场化。我发现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提出教育市场化的，就只有中国大陆首创，这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后他第二步又是什么，这阿根廷搞社保改革。教育的钱不够用啊，找社保那块钱啊改革，他就砍一部份。中国大陆也是如此，中国政府朱熔基的时候，江泽民就讲：“百姓同志们！你们不能让政府增加负担啊，你们把负担都推给政府，政府怎么承担得了。”
我就讲：这百姓怎么给政府增加负担啦？你看这政府给百姓增加负担这道理。他就公开讲：“我们承担不起，这退休金啊要统筹啊，你们自己要各人负担一点、政府负担一点。”现在结果怎样，很多人退休没有退休金。阿根廷就这样，不过呢，过程当中他比那个中国要晚一点。
这之后，又改医疗体系了。医疗体系改革弊病太多了，所以阿根廷就开始减医疗体系。说你们看病的乱花钱，那么浪费，我们减点。他减的时候有钱人他不敢减，像中国大陆时的改革，四级以上干部不在改革范围之内，四级以下都在内了，四级以上干部通通全部实报实销，底下人那就改了。阿根廷也是改穷人。
所以中国大陆改革改医院市场化，现在医院市场化也是全世界首创的，全国医院市场化。你不知道大陆现在在苏州把中学都给卖了，中学都卖给私人了，国营中学卖给私人。现在你到县城去看一看，县城卫生院，最基层的医院全给卖私人了，大型医院现在有些人没有钱买，反正王永庆我知道在北京、天津都在买医院，把当地最好的医院都买了。
这种改革就是这么改，改到最后大家积怨就爆发了。这种情况还是补充不了庞大的开支，这怎么办呢？就要乱发钞票，印钞票了。
(待续) 4/23/2005 4:50:40 AM
*股市大跌 百姓的财富大量蒸发
中共为了补充庞大的开支，就乱印钞票；这种情况造成整个股市下跌。股市下跌，房屋飞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买房子还是最好的，买了房子租出去还能赚点钱，还能保值；股市跌呢，股票就成了白纸。
中国政府讲虚拟经济，我也不知道这虚拟经济怎么虚拟的；我不知道股民是拿张纸画画来，画画去，钱就给它了；但我知道股民是真金白银的存款给它的。中国大陆现在讲：“股票跌那是虚拟经济，影响不了我们中国本质。”它不知道我们中国大陆百姓1万、2万多亿的人民币是怎么虚拟的，这真金白银老百姓的存款都投进去了。所以阿根廷的过程就这样，股市跌，跌完之后房地产就涨；涨到一定程度时，受不了了，百姓就闹了；物价整个涨上去，涨上去怎么办啊？印钞票。
中国大陆现在就走这个过程：现在股票已经跌了，从01年底、02年初，到现在，从2400点跌到现在1100多点。这个1100多点你要按照那个2400点那时候算，现在已经扩充2倍，只相当于当时的700点。2400点跟700点你想差多少倍？大量的财富已经蒸发掉了。
在美国，从那思达克证券交易市场(NASDA)看，大家感受最深的是：整个股票跌的时候，很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跑到南加州去了。
他以前在珪谷一公司，当时他跟我讲要买个岛，他说：“我现在有3千多万的资产。”结果后来NASDA 指数从5000点跌下来之后，他跑到洛杉矶的车行卖汽车去了。
我问：“你怎么跑这儿来卖汽车？”
他说：“我没脸见人，我家族的脸都让我丢光了。我那3千多万…，现在我连房子每月的贷款额都付不起了。”
就这样，他把在珪谷的房子卖了，跑到洛杉矶卖汽车。
中国股市也是这样，老百姓跌得很惨。股票跌，房价就涨；因为大家拿剩下钱去买房子保值。
*中国的经济通货膨涨已经开始？
今年中国大陆在“人大”时讲，一个管经济的说(草庵居士看着文件补充说：“‘人大’讲话，咱不能篡改，我给大家读一读。”)：“高成本、高价格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内容，进入2005年年度，铜与钢材价格上涨始终没有缓解的迹象，油价又一路飙升、空调制造、和近期的原材料成本与04年10月相比，上涨了70%，塑材上涨了73.9%，镀锌版上涨了39%，铜每吨上涨了1，600块人民币。这些产品带动了整个价值的增长，制造成本增长了20%。”
商业部部长，于3月28日，在广州讲：“钢铁、矿石、建筑材料价格上涨71．5%，已经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制定积极应对的措施。我们已经上报国务院总理了。”不过他说：“我不能透露具体细节。”
这个铁矿石建材上涨71．5%，怎么会不带动整个中国的经济通货膨涨？大家想想，石油上涨是全世界性的；但中国铁矿石蚜空际澜绲?5%以上；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中国虚拟经济“虚”的太多。为什么？就是他本身内部的通货膨涨已经传导到国外原材料市场了；他大量地需求，这个通货膨涨的需求就开始传导了。现在从基层传导–就是原材料一级，慢慢制造业上涨之后，再上涨到消费业。大家知道零售商人，不会说产品增长了，进价增长了20%，零售价格不增长；不会的，它是递增的，一定会增长。
按经济学传导的一般过程，大概需要6至8个月，整个价格上涨上来；所以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说中国大陆今年通货膨涨高涨的时候，大约在今年年底–8月份到10月份，这时候整个的通货膨涨就涨上来了。
为什么呢？他另外有数据说大家晓得他没有增长、上涨20%的话，10%至少是有，而今年一到三月份，国内是没有完全证实的数据，是在人大他们讲的，增发又比去年年底，就是上一记录，增发了13%的货币。也就是说，原来是17万亿货币增加到21万亿，21万亿至少增加13%是多少？2万多亿。就光前三个月，中国大陆增加了2万多亿的货币，蒸发掉了，东西当然竞争一部份是增长的，增长是按中国大陆讲是竞争是8%，他增长了13%，无形中货币增加量喔有增加出多少？13又8％就是5%啊，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就是一万亿蒸发掉进去了。这就是中共应用通货膨涨来解决问题。这种通货膨涨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通货膨涨是“武夺财富”；本来有一万块钱的，一膨涨个20%，剩8千块了。钱哪里去了？用经济学讲，就是“筑币税”–谁有钞票发行权谁赚钱。
*人民币贬值 用百姓钱填补中央财政窟窿
美国的小布什上台之后打仗，打仗之后他让美元贬值，大家觉得干什么？其实美元贬值是好事，你知道吗？其实小布什很聪明，贬值之后等于大家蒸发的货币把财政给补充了。
但是有个问题，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她发行货币贬值的时候，美元60%多是在海外流通的，我们在美国花的钱不到40%；60%多，将近70%在海外各国手上，什么日本、中国、香港、台湾的，包括德国都在储备美元；所以美元一贬值，等于全世界给它分担责任。所以小布什打完仗之后，不像第一次老布什打仗时找日本、德国要钱，他把美元贬值，钱就要回来了；所以小布什这个政策是很好的政策，这是对美国来说。
但是中共政府也是很支持，中共国政府原来从4千多亿外汇储备，到现在6千多亿；它说，好，你贬值，我再多买一点美元，就帮助了美国政府、帮助小布什了。
这个是过程，但中国的问题是：人民币贬值之后，因它在国内流通，而不是在海外流通；它自己觉得很光荣，说：“我们现在要成为世界流通货币了；看，在越南已经用我们很多货币了。”但是，实际上货币流通是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现。它的大部份钱，99%以上都在本国内流通，在越南、香港流通的是极少一部份。所以，人民币的贬值，其实，就是用老百姓血汗来填补中央财政的窟窿。
(待续) 5/13/2005 1:22:05 AM
*上海的房产税将是美国的近三倍
中国现在房地产收地产税，地产税在上海是定3%的比例。我知道在美国，加州最高的，是1.2％。但上海是3％，比如说上海买一栋50万的房子（上海好像现在还买不到50万的房子），要交15,000元地产税，每个月百姓要交1,200多元的地产税。
*百姓买房子等于交了双份地产税
话说这地产税在中国大陆，在买房地产开发的时候，要交城市建设税、土地调节税、耕地占用税等、六种税一个费用；交了之后，现在老百姓买了房子，又要重新再收一遍地产税。
这在美国，房子如果没有土地价值的时候，房子是折旧的，比如买一个Mobil House (可移动的房子)，那个房子是折旧的，你住了多少年之后，它就折值为零了；但是有土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土地是增值的；所以在旧金山也好，加州也好，在美国房子是不涨价的，是土地价值在涨。
如果你按税务算的话，可移动房子是财产，它算财产税；但是有土地的时候，要算土地税。中国大陆土地不是私有的，它是公有的，它只租给你70年；而且那70年的租金，它一次就收全。这在美国，如果小布什说70年的租金一次收，他一个星期就下台了。
中国大陆一次收了70年的租金后，你还得交房地产税。话说后来，中国这个土地是中共的，税务局应向中共收土地税，中共应该自己交才是，它却要叫百姓交。你说这在法律上，这个司法程序上都合不上。
*苏州、重庆，地都卖光了
这种情况就引发了很多的问题：经济下跌，造成股市下跌，然后房市就涨上来，之后它就要收地产税。
中共就是这样，地方政府财政靠卖地，卖地没有进入财政预算，也没有限制，所以可以搞建设。这样它的表面“样子工程”搞得很好；但地有限，卖完之后怎么办呢？像苏州，说地全部卖光了；重庆也如此。那个江苏省省长还很光荣地讲：“我们很光荣地向全世界宣布，江苏省已经没有一家国有企业了，因为我们全部MBO 了，全部分光了。”
分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分的，反正一年前就宣布全部 MBO 了。江苏省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一家国有企业的省。重庆也说了：“我们重庆市的土地已经全部开发光了，再买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等着土地上涨。”
他土地卖光，财政没有钱了，就是收税。所以中央跟地方的竞争很大。不知大家有没注意，人大会之后，关于征土地税的问题，在国内的新浪网上，有那么几万条抗议的；它每天都删，每天都删；但删完之后隔一天还有几万条。
然而中央在这个问题是这么解释的，它讲：“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而在国际上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这就是说中央跟地方，在财政收入上，已经很难平衡了，中央没有给地方拨钱，已经拨不了了；而地方卖地已经卖枯竭了，财政出问题了，就跟中央要钱；中央怎么办呢？你收地产税，让它成为你地方的财政开支。这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分配上一个大的矛盾焦点。
所以大家看到，上海市市长现在一直喊：“我们的房子不会跌，上海是国际化城市，我们跟纽约、跟新加坡比，那房价还差得多呢！”其实上海它比纽约高，我知道曼哈顿，当然最贵的也很贵，但平均起来，曼哈顿那个房子一尺不过一千六百多块钱美金，像上海20万人民币一坪米，一坪米大概合9尺吧，你想想，20万人民币就是2千多美元，这就很贵了。
*救股市 把退休金、社保基金、银行基金入市？！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中共正面临的财政问题。大家想一想那个股市一直在跌，以往，每次中共有新的、利好的政策出台时，它股市都会反弹的。中国股市这个跌、起、跌、起的反覆，它是个趋势。但这次，中央讲了几个重要政策，郭9条之后，温家宝又讲了6点，其中他讲：企业年金入市，就是把退休金入股市–即企业年金入市；社保基金入市–就是社会保险基金入市；银行基金入市。
大家知道在美国银行基金是不能随便入股市的，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尤其安隆（Enron）之后。社保基金也不能随便进股市的，它要分散的；尤其在安隆之后，对这个打击很大的。企业年金管得更严，不能随便都跑一个股市的，明明只有一家也跑进去，这就更不行。这有很严的规定的。但中国大陆自政府拿钱救股市之后，它把最重要的钱都放进去了。
大家想想，我在银行存款，我干嘛要通过银行入股市呢？我直接买股票不就行了吗？我存银行就为保险啊，不能赔啊，对不对？！我存银行之后，银行帮我把钱放股市了，倒不如我自己买去，怎么知道你比我更聪明？
中国大陆就出这种很愚蠢的政策，它让银行基金、存款进股市，进了一千多亿。大家看看，这股市反弹反上去，还让它跌。当时讲一千二百六十七点是主力点，但三、四天，崩！下去了；再讲一千一百九十二点是主力点，崩！又下去了。
最近很奇怪，你知道吗？中共出政策很多，什么郭9条，但郭9条一弄跌破1，300点；到温6点，崩！跌破1，200点；我估计下次再出个什么胡9点，它还会再跌，这没办法呀！百姓信心没了。（台下：实际跌破1千点他也没有报导。）
对，没有报导，它已经跌得很低，又回来一点点，回来几十点。在这个情况，经济的状况直捣股民的信心。
对这个，家宝很急呀，亲自在人大会上讲，大家可能也看到报导了，他说：“我们中央承认我们有失误，对不起大家；股市的改革还要进行下去，大家要有信心。”
有信心？信心在哪里？钱我刚刚放2万块，过几年一看剩不到700块钱，这不行呀；大家的损失在那里了。
*中国政府已经没办法支撑股市
所以呀，中国政府已经没办法拿钱去支撑股市了。
有人说草庵居士是个大嘴巴，说狂话。我还给大家讲一个狂话，大家去看，我相信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中国股市会跌破800点。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了，为什么呢？我有个根据。
这个根据是谁讲的？是项怀诚，他是在我来旧金山前的三天讲的，他说，“中国的社保基金要拿到金融市场去交易。”
他讲完这个话，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问：“你们这是什么意图啊？”
他说：“救中国啊！社保基金有3千亿好不容易凑上来，我们进去了1千亿，都套牢了。那帮百姓太精了，一看我们进去就赶紧跑啊！但话说回来，这是老百姓的活命钱啊，我现在管这个，我要是出问题的话，那13亿老百姓要一人砍我一刀的，把他的老本、活命的本钱弄丢了。中央再怎么讲，我也不能再偷了。我把剩的2千亿已全拿到海外去。”
他说，“这是政策上失误啊，没办法。老百姓的退休金存我这里头，到时候拿不出来，不给他们，你说我不真成了百姓的罪人了吗？”他现在要把2千多亿拿到海外市场出来。
从这里看，你想中国股市、中国政府还有什么钱？百姓的银行存款都要成立基金放股市里去，政府的钱在哪里呀？你说政府有钱，政府有钱它为什么要发行国债啊？他真是没有钱了。
(待续) 5/14/2005 3:35:21 AM
演讲中，草庵居士通过中共官方的经济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为何是表面繁荣，实质是危机四伏。首先，中国经济畸形发展，70%靠外需市场；乡县省三级政府财政赤字就占全国总产值(GDP)的60~70%，银行坏帐窟窿是全国年营利额的20倍；而且，银行坏帐内幕惊人。
草庵居士说：“引用中国现任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的话，就是：中国银行界出现的是系统性风险。这个系统性的风险，稍微不注意，就会引发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崩溃。”
下面是草庵居士发言的内容。
*中国经济表面繁荣 实质危机四伏
从1983年开始，平均GDP增长7．6%，最高时达到9%。在另一方面，大家可能看到，整体的经济上，整个的外资企业都进入到中国大陆，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占GDP的份额高达80%。这就是说，中国GDP的80%是由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
创造的。
同时，我们可能看到最近大陆的房地产发展很快，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大的城市，包括苏州这些二级城市；整个的城市建设非常好。这个看上去，好像中国的经济真的非常好；但这只是表象，内部情况的情况究竟任何，下面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人大会议所讨论的议题主要有三个：台湾的“反国家分裂法”、股票市场、和房子的问题。据我所知，本来此次人大要对经济的发展作决议，但后来没有。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次人大会议结束时，没有政府报告出来，而以往都有。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济问题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从宏观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股票市场的发展，从开始到现在，最高峰时达到2万5千多亿人民币的资产。当然，人民币的存款，当初不过是1万2千亿；后来逐步增长，到现在将近10万亿。
*中国经济70%依赖外需市场
但是，大家首先看到中国的企业，官方公布的数据，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占GDP的已经高达80%以上。同时，中国的经济利润总额，70%是靠对外贸易取得的。这一点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但中国做到了。
但这不是个好现象，这是中国的整体经济全部是依赖外来市场，就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它不是靠内需，而是靠外需。这个外需市场就是美国和欧洲。这种情况的产生就是让中国整个的经济挂到了依赖美国。就是说，美国市场的兴衰就对中国经济市场的影响就非常大。而不是中共政府自己能支撑、能决定的；它决定不了。
*中国乡县省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60~70%
在人大会议上有几个数据，它们透露出来的，这是中国官方刚刚承认的，就是：乡村一级的财政债务超过1万亿；以往，海外估计是4、5万亿，中国官方过去一直对联合国说只有6千亿。县一级的财政债务是6万亿，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乡村啊，县政府和乡政府向政府借了很多钱。到了省政府，省市这一级，他们说是2万亿。
其实这些数字公布出来，大家累计一下就知道，1万亿、6万亿、和2万亿加起来就是9万亿。大家可以看到，这财政赤字占中国GDP的比例将近60~70%。大家要知道，中国的GDP是包含成本的，就等于工厂的生产产值；而产值并不代表利润，是要掏去成本的。
*中国银行界窟窿 是20年纯收入的总和
同时，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累计国债赤字是1.7万亿；那么加起来，中国财政赤字就达到10.7万亿。所以，海外的经济学家和国内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敢于站出来讲话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中心主任钟维(音)，他们指出，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GDP产值的140%。其实这些数据都是中国官方公布的，只是它公布时很零散，大家不太注意；没有比较，所以不清楚它的危险性。
用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周小川讲的话说：中国银行界的危机，如果银行界和政府全都不花钱，把所有营利的钱用来填补这个窟窿，要20年才能把国家内债的窟窿填平。所以，这说明中国的经济非常危险。
那么引用中国现任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的话，就是：中国银行界出现的是系统性风险。这个系统性的风险，稍微不注意，就会引发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崩溃。
为什么中国金融界的几个黑洞会引发经济崩溃？其实，金融界和银行界财政上的窟窿，大家是不容易看到的，而企业界的窟窿就非常明显。我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事件。
*一个5亿多银行坏帐窟窿的故事
大家知道，02年底、03年初，朱镕基把中国政府1.4万亿的银行坏帐拨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现任财政部长在人大上讲：这1.4万亿的银行坏帐，还是要我们来支付；当然我们现在的财政没有这么多钱，要分批支付。
我有个朋友叫文祥(音)，他在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当浙江省的负责人。他到浙江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后，从银行那接收了很多坏帐；这种坏帐是政策性拨付的，是政府指定坏帐拨出去的。
有一天，文祥碰见一位企业老总，就问该老总：你们欠了多少帐啊，都欠谁的？
老总：我们的欠帐多了，你问那一家呀？
文祥：我调这儿来了，你们公司欠我们5个多亿人民币。
老总：我们什么时候欠你们的钱了？
文祥：是从农业银行那拨过来的欠款。
老总：我们从来没有向农行借钱呀。
文祥：不可能啊，我看过所有文件；我要回去再看看。
回去后，文祥就叫底下的人把文件拿来，一看，确实是五个多亿欠帐。就打电话给那老总。
老总：我们是合资企业，借钱应该找中国银行，而不是农业银行啊。
经这一说，文祥于是去作调查。结果发现，该公司是用一大楼作抵押的，该大楼叫“博财大厦”(音)，就说：我们要接收这大楼。
老总：我们没有大楼，有也已经抵押给中国银行了。
文祥听后，就带人到大楼的注册地址去查看。结果到那一看，差点就躺那儿了。为什么呢？他看到那地址上还是一片农田，农民在那儿种庄稼呢。这个地址根本没有大楼，这条路也根本没有大楼。
所以，当时他就急了，说：你们造假到这程度，我接收的资产是假的，上面知道后，那不等于我合伙与你们一起诈骗吗？5个多亿人民币呀！
于是，他找农业银行。农业银行说：“我们有所有文件。”
所有文件移交后，文祥一看、一查，发现合资公司是假的，这家公司是省政府派到香港，反过来跟国内合资的。那章也是假的：其他合资公司的章都是英文的，而这个是中文的，还带着五角星。
文祥表示不愿接收该欠款；结果省政府不干，说：接收了，就不能再拿出来。你们上当受骗，是你们的事。
文祥一看，不行，五个多亿呀，分文没有，还落个贪污的罪名。于是，他就告到法院，结果被驳回。法院说，这是政策性拨付的坏帐，所以地方法院无法接受审理，谁叫你当时不看清楚。
于是，文祥再上告。结果，这资产管理公司虽属国务院，但官不大，是司级的，管不了那省长。他们只好到最高法院去打这官司。因为文祥觉得，打了官司后，就表明这事与他没有责任了，他是上当受骗的。结果，最高法院说，这事得由国务院来协调。案子又被驳回。
那么，这笔帐怎么办呢？我前段时间问他。他说，一直挂那儿，没有办法。
这是银行的坏帐，它自己刻几个公章，转一转，就推到政府的财政上去了。所以这个银行界的窟窿啊，看不到；但是，一旦政策上要百姓分担这个财政窟窿时，银行界都会伪造东西。如果你没发现，也没办法。按他们的话说，行长都换了好几个，不知是哪个干的。人都调走了，不知道是谁干的。反正是坏帐，你就拿着吧。
所以呀，中国很多这种事情。
(待续) 4/18/2005 2:15:30 PM
* 骗钱：地方、企业、官员和银行勾着骗
其实在企业当中，很多人骗钱。我还认识一个人，沈阳人。他作案是在哈尔滨。他在城里成立销售公司，租个地方。然后他招员工，告诉员工给很高的薪水，一个月给一万多块人民币。然后他把员工的资料都拿过来，以员工的名义贷款买车。贷款把钱拿到手，去买车，然后卖车，他开了十几个厂家的车行卖车，两年卖不出去，卖不动。
去年大概6月的时候跑到日本去了，卷了全部的钱走了。结果银行就产生了很多没头的帐。有的是农民，和其它人，都没有见过。他只是招员工时登记的资料，他盖完章之后就从银行贷款出来。在国内一部进口汽车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他弄几十个员工就弄了上千万，就这么骗。当然这种骗得是地方、企业、官员和银行勾着。
象这种事国内其实很多。
* 骗海关退税:3万美金卖一货柜海水
最有名的是在广东那边，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广东有一个渔民，在汕头。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做假发票，他们不做这个。他们雇人，用大铁桶装满海水，搁到集装箱里。然后他们到海关，报作化工原料出口。
一个集装箱如果装玻璃杯、板凳什么的，能装个3、5万美金的货。但是他们装了价值30、40万美金的海水。然后他们就往洛杉矶这面发货。付的运费也很多，当时一个40尺幕豕?千多美金。他们每天都发一、两个货柜过来。结果他们出口额非常高；就跟当地政府退税。
你知道30、40万美元退税是多少吗？名义上市价15%，实际上到手时是7-8%。你算算30万美元就是拿5%的话，一次就是一万五千美元。他们一天出口一个货柜的海水就能赚一万五千美元。这个税都是从中央财政退税拿到的。
这个货柜到了岸怎么办呢？他发的公司名字和地址都是乱填的。这边海关就当作无主货物，就是等着，放够6个月后就拍卖。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有个上海朋友，经常在这边海关拍卖捡那个便宜去。结果有一次他花3万多美金拍卖一货柜海水回来。回来给我们讲。他举报了，他说你们海关骗人，怎么把海水拍卖给我？3万美金啊！
结果海关一查，很多所谓化工原料都是海水装的，一桶桶都还很重。这件事后来弄到国内，引发了国内查退税事件，在汕头引发出来的。这个事情它延续了将近十年，你就知道这些人靠退税、出口海水赚了多少钱！
中国财政流失的非常严重啊。朱熔基当时的政策就是退税鼓励出口。这种挖根、挖墙角的事情，从中国整个的经济上来说啊，大家就知道，哪个耗子，虽然挺小，但牙挺尖，一点儿点儿的吃， 这个木头，就是铁也会吃光。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啊。
* 中国股票上市是圈钱:香港脚的故事
看中国股市，其实它圈钱啊，真的是很厉害。
大家知道这个杨兰、吴征(音)搞这个上市。在网上闹这个杨兰、吴征(音)的事件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大家说你怎么替他们说话呢？
我说，不是替他说话，因为他多少还要做点事。股票上市，大家都在矽谷这边，都经历过这个。故事要讲的好啊，这故事。举个例子说，今天我发明个东西，发明治脚气，治香港脚的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分文没有，但是这个药好坏不说。我可能到中国大陆找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不错，有3年赚钱历史。那我就跟他换股。换股后我就到美国来讲，你看大陆人大概有30%得香港脚的，那就是，13亿人有4亿人得香港脚。我们一人卖一瓶的话，一瓶赚一块美金就是4亿美金哪。
你想想，你掏钱吧。但是在美国你这么讲完了，如果企业不赚钱的话，会查你，告你的。但是在中国大陆不是，在中国大陆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啊，中国政府还鼓励，中国政府说啦，4亿人有香港脚，不对，我们调查了，中国有8亿香港脚。这个，你说多缺德。而且在美国是个小个体，在中国大陆是国营企业，是政府主导地方去上市。
(待续) 4/19/2005 8:13:37 AM
* 种菜、卖菜的成为5亿美元富翁的故事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李小二的问题”。这个李小二不能讲真名，他行二，个头矮；从小就叫李小二，他是齐齐哈尔人。以前中国有一些官员和俄国人作边贸，他是农民，在边境小镇上到处卖菜去，种菜卖菜生活也不太好但是也过得去。
* 路边救了“贵人”
偶尔有一天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蹲在那儿，很难受。农民很朴实，他就问那人：你怎么回事啊？那人不说话，病了，脸色煞白。
他说：我送你去医院吧。
又不敢去大医院，就去找家里的赤脚医生，医生看完后就给接家里去了。那个先生住了几天病好了，说：哎呀，你救我一命。
虽然那人当时的病不是很重，但是没人管，所以他很感动。给他留了地址、电话，还说：你有事，到北京找我去；咱是哥们儿了，结拜兄弟了。
* 上北京找结拜兄弟
过了很久，李小二家里卖菜不太容易，就到北京打打工去吧。他就背个被褥，跑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就打那个电话，找他的这个结拜兄弟。
兄弟问：你在哪呢？
他说：我在火车站呢。
兄弟说：你等着我，我就去。
结果李小二一看，来了几辆奔驰轿车。几个彪形大汉穿着黑衣服，就找他过来了。他以为是警察，要抓他呢。他说：我没犯法呀。
对方说：不是，我们大哥请你。
他说：你们大哥是谁？
对方说：你救了我们大哥啊。我们大哥是你弟弟呀。
他就被请上车去，送到了宾馆，住那儿好吃好喝。他还挺担心，说：不行啊，我到北京花不起钱哪。
对方说：不用担心，我们大哥管你。
他说：不行，我得打工去，你帮我找工作吧。我种菜没地方种了，我扛个砖头麻袋的都可以，干活还可以。
对方说： 你干活干吗？你救了我们大哥的命啊；这样，我跟我们大哥说说去。
然后他和他“兄弟”见了面，吃饭。他说：我就是家里穷，没钱，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工作。
他兄弟说：不用了，你明天来，我给你解决。
第二天，兄弟手下的人拿来一个信封，说：你拿这个去吧；给你们省长送去，你就有钱了。
他说：这那行啊，这不是骗我吗？
那手下说：不骗你，我给你买火车票给你送回去。
* 得到两千辆进口汽车的国务院批文
他一想吃了人家一个多星期，那就回去吧。回去之后，他没有什么文化，就去找村长，没去找省长。村长一看，说：你怎么拿个国务院的大章啊？咱不行，你找乡长去吧。
乡长看了之后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咱找县长看看去吧。县长一看，说，咱级别不够，还是去找地区专员吧。
专员看了，说：哎呀，你那个把兄弟是干什么的？他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知道他有一帮一帮的手下，好吃好喝的。要不我带你去？专员说：不能去，咱还是得找省长吧。
结果真去找省长。省长看了公文，就说：这样把，咱们到北京去，我们核实一下。没过几天省长带他去北京。到了北京后，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批文啊。两千辆进口汽车的批文啊！这是我们发的。
省长一听，马上就拜李小二为大哥了。他说：你能拿到中央批文啊，2千辆汽车啊！这样吧，你到省政府做顾问。
李小二说：不对呀！不行呀！你得给我钱。我那兄弟说了，你得给我2千万人民币。2千辆汽车，一部汽车值一万块。
省长说：好！马上给你，马上给你；结果省长又说：这样给你不行，我给你成立一家公司吧。
* 成为全国首家上市农业公司的董事长
结果全国第一家上市的农业公司，在齐齐哈尔成立了，李小二成为了这家农业公司的总经理兼董事长。这省长结果就经常请李小二到北京去要批文。3千辆、2千辆汽车的批文就这么批了。他们觉得很赚钱，一部进口汽车的批文不止能赚1万啊，能赚10万啊。这种情况就这样发生了。
一段时间后，李小二北京的兄弟一看这么发财，就说：兄弟们一块儿发吧。这样吧，中央给你项目。我派几个弟兄到你那个公司里去当董事，我当总经理。
李小二说：那当然好，我有那么多钱都是你给的，你就来吧。
结果这个公司呢，又发行几次股票上市获利。两个人，将近50多亿人民亿就这么拿走了。
那么李小二就在齐齐哈尔买了房子，跟他老婆一起挺好，他们有二个孩子了。生第一个孩子不要钱；生第二个姑娘时，被罚款一万多；生第三个女儿时，分文不罚，政府还很好对他。
* 风云突变 成5亿美元富翁
一天，他在家接到北京兄弟来电话，说：你赶紧到北京来，全家一起来，有急事。
李小二一听，兄弟是他恩人啊，就坐飞机来了。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他兄弟就把护照，和到美国的签证交给了他，说：你马上到美国，有急事。
李小二说：我没去过美国，不懂英文。
兄弟说：没关系！洛杉机已经有人安排好了，你就去吧。你去之后，我会马上过去。
结果李小二飞机场没出，待了几个小时后就走了，上美国来了。到了美国，李小二一下飞机，有人接他，房子都给他买好了，请他住进去了。那人说：你先别出来了，国内出事了。
李小二说：出什么事了？
那人说：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齐齐哈尔的副市长就被抓起来了，省长也给抓起来了。
李小二说：为什么呢？
那人说：你就甭管这些了，安心在这儿。你看这有存摺，5亿美金放在你的帐上了，你就安心在这儿待着，别出来。
李小二想：肯定他兄弟有本事，5亿美金放这儿，他也不着急了。他就在这儿了。
结果大约过了半年，齐齐哈尔副市长被枪毙了。这个公司呢，总经理被枪毙了，董事长跑到美国去了。在中国，这叫“失踪”；这个公司倒闭了，被清盘了。
李小二干什么呢？他在洛杉矶开一家长城饭店。说良心话，每次我去都没看见人，除了我自己吃饭以外，没有人去那吃饭。他也挂个牌子，雇了2个人。一个厨师、一个跑堂的。每天他干什么呢？到拉斯维加斯去赌。他倒是很聪明，买了不少房子，他到处躲得住。
* 一次不花掉500万美金，心里不踏实
我说：你干嘛呢？天天赌去！
李小二说：我不赌不行呀，我得找些事做呀。你想5个亿美金呀，3%的利率，你算算，我一年得把美金花掉啊，不赌，我花不光啊。
我跟李小二去过一次、二次拉斯维加斯。我看他赌，他一百万筹码往那儿一放…，所以拉斯维加斯几个赌场都认识他。他一去，就叫：高爷爷有请，您请！还管吃管喝。
李小二说：我赌一次大概赌个三、两天就回来，也得换换心情。我不花个一天500万心里不踏实。我不能天天泡在拉斯维加斯赌啊，我赌三、五天我得花掉500万啊。剩下钱实在花不掉，这个钱…，负担！
这个钱多成负担了，这个是李小二的故事。所以中国大陆你看股票上这个过程啊、这种黑洞啊，实在是太惊人了！
(待续) 4/21/2005 11:55:55 AM
* 王老五的故事：专做鸡饲料的解放军将军
有一个案子，讲土地的事情。大家知道北海市的土地开发热很厉害的，这个朋友啊是原来北京籍的一个处长，后被调当代理北海市市长，现在被抓了。这事情过去很久了。
* 从民工成为建筑公司总经理
一天处长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河北省仓州的一个民工，姓王，不能说他的真实名字，就叫王老五吧。王老五当民工，到处给人干活。结果呢，这个处长从北京调到北海市当代理市长之后，他的老婆是河北省仓州人，就跟王老五拐来拐去、绕来绕去绕成亲戚了。
一天这代理市长就找去了，说：老五啊，你到姐夫这来吧。姐夫封你为建筑公司总经理。王老五就莫名其妙当了总经理，之后呢，代理市长给他配了个年轻漂亮的小秘书。他说：你什么都甭管，你跟你姐夫吃香喝辣的。
那时候北海市卖“红线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红线图”就是干建筑用的，国内规划师有画蓝线、画红线的缓煜呔褪恰芭亍薄５笔北焙Ｊ械囊荒兜厥?,500块到5,000块人民币之间，最贵的需要30,000块市一亩地。但是卖到市场价是多少呢？最便宜的是30万，海边的大道的地能够达到50万。
* 开发土地白得2千万
结果北海市市长就登报纸说：现在从河北省仓州来一个建筑公司，是很有实力的企业家；老板叫王老五，到我们本市投资来了。所以我们市政府经过决定之后啊，让他集中开发，大片开发。一下子给他批个2万平方公里，都给王老五的公司开发去了。
结果呢，王老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迷迷糊糊的做总经理，他底下那个秘书呢，就开始卖地。当然这个王老五是个恍子，钱大都被市长弄走了；但是这个过程一年时间，王老五离开北海市的时候，手里就拿了2千万。那是什么年代？是1986年。
*做鸡饲料，50万卖个陆军少将
在那时拿到2千万人民币，这王老五回到河北省仓州，他想不出干什么。没别的干，他说：我原先种地的，我干脆干点鸡饲料吧。结果他就拿钱干了鸡饲料，干得很好。后来，当地政府很多人就刮他油。他受不了了，这不行啊，就到处找；找来找去啊，找到一位中校。中校说：那好办，你当兵入伍嘛；当了官，不就有警卫了。
他问：那有警卫是什么级别？中校说：最起码得是将军啊。
后来，经过一翻运作，50万人民币，结果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江泽民总书记呀，就在公布授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时候，有这个王老五先生，还跟江泽民同志有合影。50万啊，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从此之后没人管他了，因为他家门口有一个警卫班，持枪站岗，保卫中国解放军专做饲料的少将。
大家看到，中共的官员从上到下这种勾结，真是没办法。表面的近距离的黑洞，你看不到的，但是它事实上是存在的。2万平方公里是多少亩土地呀，就算最贵的，5,000块人民币一亩地卖给他，他在外边卖30万；是多少倍的暴利呀，真是。
这在美国不可能想像的，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做到了，他都是挂个名头。
所以像中国财政上的收入、企业的亏空；这种大的亏空造成的，最终的结果，谁去承担？是政府去承担。国营的嘛，国营的不承担谁承担啊？！
*老总侵吞电厂的故事
曾经在好几年前，网上有个方舟子(音)攻击我，说我造假，欺诈中国的电厂。我那时确实跟电厂谈过很多的生意，当时在安荣(音Enron)之前，我们在搞电厂，想上市，谈了很多电厂。
结果，大约去年的时候，南京一家电厂，那老总跟我们关系很好，他问：现在电厂能上市吗？我说：怎么上市呢？现在安荣(Enron)之后，电力市场在美国的股票不好啊；大家都觉得电厂不行。
他说：这回便宜点行吗？南京市第二大电厂，现在是我的了；我给你点股份，咱们上市吧。我对此事觉得很奇怪。
他说：现在都MBO (Manegement Buy Out)了，你不懂，现在我们改革开放了；共产党代表先进性，我是代表先进性，党里最先进的代表，代表人民币，我把电厂给买了。
我问：你多少钱买的？当时的估价，电厂是要十几个亿人民币呀。你这个3、4年不见，发财速度太快了，十几个人民币就有了。
他说：没有。你走之后，我算清醒了，这东西不能让它赚钱，要让它赔钱呀。所以我一年让它赔几个亿；这个电厂赔得剩几千万时候，我就把它买来。要几千万，我就向银行贷款。
我问：能贷给你吗？
他说：当然贷啦。电厂值十个亿，这谁都知道；现在我买还不到一个亿，我买来了，大家不就是分点钱吗？对不对？我担保。
我说：那钱怎么…？
他说：我欠人家钱啊；但是人家也欠我很多钱，你知道吗？我烧煤，我给人钱，欠人钱；但是你知道我贷那么多机械时候，搞扩建的时候，那些钱我都不给人家，花钱卖件我不收的。
我说：那怎么…？
他说：咱弟兄们大家一块买这个电厂；欠我钱的人，我给股份嘛，不要还嘛；等卖了之后再还我。
就这样：6、7个亿的欠款，在他帐上是不还，结果这个厂就亏损，一直亏损共产党就卖了吧。卖了之后呢，他对那些弟兄：弟兄们啊，你们这个6、7亿的钱啊，还我一半，3、4个亿还我就行了。
结果大家都高兴还他了，而且得到了股份。还他之后，他贷款一个亿，他把收回来那3、4个亿，还一个亿给银行，他手里还有2、3个亿；这个电厂成他的了。所以现在南京的第二发电厂是一个私人老板。
*中共官员经济上吞吃中国整个财富 毫不顾忌
大陆就这么做MBO，也就是经理人买断的意思。这种买断，在美国是不可能想象的；在美国要发公开声明，老板要知道的。可中国大陆就这样，只要几个人偷偷一弄，就行了。在美国建电厂是建不起来的，一弄就是上百亿美金。
在中国大陆也不是说你花个3、5百万，1、2千万就能建起个电厂，它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十个亿的资产，他几千万就买下来了，空手套白狼，而且他买完之后，还有几个亿现金装口袋里头，你说这怎么样。这种经济上，吞吃中国大陆整个财富啊，就这么非常地明显、而且是毫不顾忌的。
所以呀，中共现在讲代表先进性，什么三个代表，这三个代表真是…，中共的代表—最有钱人，就是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大家可能看到了。
(待续) 4/22/2005 2:26:01 AM
中共偷窃国有资产
今天我还和一位老前辈讨论说：“中国经济会不会引发中国的整个崩溃？”其实美国人看虚表的东西，说：“中国盖大楼那么好，纽约100年建的，这个中国10年就建好上海了。”可大家想一想，这钱是怎么来的？
老百姓总觉得中国政府建的高楼，那跟我没关系，是政府掏钱来的。但大家想一想，政府的钱是哪里来的？是中国政府养活老百姓，还是老百姓养活政府？这个关系呀，在我们美国都知道，我们交税，我们没钱政府就赤字呀，政府钱是要靠百姓捐税来的。
中国有一个黑洞，这个财政黑洞。就说中国人觉得贪官哪捞那么多钱，浪费这么多钱，但经济还是发展啊，他没有什么显现出来，这就是其中一个问题：
中国的货币体系呀，是跟世界不一样的，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土地、矿山都有价值的，但在中国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呢？中国的矿山、土地是国有资产，是不可以出售的；所以在中国内部体系上、中国人民币的体系上，矿山的土地价值是不存在的。
美元发行的时候，以国家本位发行的时候，它把土地交易、土地矿山的钱都核进去做为一个基准金去发行，但中国大陆跟美元是单一汇率，固定的，政府控制的。现在在发行人民币的时候，他只发行流通那一部份，是物资的钱；因为矿山、土地不流通，所以他没有办法价值体现。但是虽然人民币没有体现的时候，但在世界的大范围他是有价值的。
这价值在哪里呢？拿到市场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土地、矿山是要钱的，中国政府不可能白白送美国人一块土地，不会的，你要花钱去买，是花美金去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土地、矿山这部份财富的价值体现是在美元系统上，流通性体现了，而不在人民币系统体现了。所以这时候呢，他拿了钱，等于无形中转到美元系统之后，他可以分到不在中国财政上的体现出来，私下装到口袋里，你看不到的。
所以老百姓觉得流失这么多资产，今天就有人问我：“草庵，你说中国外资进去才500亿，说流出有600亿出来，那亏的钱哪来的钱？”大家想想，为什么很多外资都去买矿山、买土地，他的钱哪去了？赚的钱，赚的钱没有在人民币体现，没有在人民币价值范围内体现，而是完全海外的。
所以大家看到旧金山也好、洛杉矶也好，都拿现金去买房子、买豪宅时候，你觉得你钱哪来的？都是二种价值体系上把那个财富给分割开。所以中共这个事，很多人学经济学，学得都很好，弄后边就学不懂那个假。中共经济学实务上面，我相信他是世界第一的，他搞欺诈的时候，欺诈经济学绝对中共是No. 1的。（众笑）
他们有理论基础，他给你文件看。这个谁创造的？是陈云。
俄国私有化平分了国有资产
所以大家再往外看俄国，俄国改革时候，通货膨涨很厉害，说人很穷，为什么呢？俄国改革时候，他考虑私有化过讨幸幸桓龉叫裕恳桓龆砉嗣扛鋈艘徽胖剑钦胖绞鞘裁茨兀渴枪凶什募壑怠?p>比如1千卢布，每人就1千卢布，只要你出生就有一张。所以俄国是把所有共有资产弄一块，全部分给百姓了。这分给百姓之后呢，有大部份百姓是愿意换成现金，所以换现金时私下就买卖了。我说：“吴先生啊，我这一千块卢布你换我500块现金吧。”他可能给我500块钱。有很多聪明人，他就买这种有价证券，然后他去标这个国有企业的拍卖，结果很多人通过这种事，他只要用500块卢布拿到1千块的国有资产价值，他去买了国有资产企业。
这样俄国形成了一些个垄断、暴富的阶层。但是呢，相对比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它非常公平，至少他每人都有一张纸，这张纸是你私下卖的价值高低的问题。这时候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俄国通货膨涨，俄国一直重视重工业，轻工业产品不行，所以他把以前国有制的时候，土地、矿山没有在卢布价值上体现出来，他一下增发货币，多的时候把那个土地价值跟那个矿山价值在货币价值体系内体现出来的时候，他货币一下增大了。增大之后呢，他体现在哪里呢？是体现在固定资产、企业矿山的贬值；但是呢，消费日用品因为稀少它通货膨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那时候改革时，谁买了固定资产、买矿山、买工厂都会占便宜；而你买那个物资消费，因为短时间短缺，现金流量增加，它会贬值，它是在这里不平衡，但整个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改变。
中共不让公平私有化
所以中国的改革，什么时候中国大陆如果能够每个人发行一张纸，刮分国有资产时，中国才能真正实行公平私有化。而现在这种私有化过程，完全是一只黑手，不平衡的黑手在里面掏钱，老百姓还看不见。这种掏你看到还只是表面的东西。
大家想想，我有权我就可以MBO买断工厂，是不是每一个工人都可以？他也应该参与买断呀，为什么不让他参与？话说国有资产，南京的工厂，我是中国人，我现在在北京，我是不是可以去参与投标去？他没有，从来没有投标。
所以这个民运当中有位先生叫做易改（音），他曾经在大陆推行资产改革，就是产权交易委员会，他事实上类似俄国的公平市场，推广这东西，但中国大陆硬硬把他打成民运份子，赶跑了给他。
大家想一想我现在当个部长、当个省长，我有权，我的弟兄们还没有捞够的时候，我怎么样让你公平交易呢？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改革都是不平等。今天我当了老板，我都可以把工厂赔本，赔本之后，对不起！我这个往上面一报，这市长、省长一说：“那好，你买断吧。”你就买了，他跟银行一交易，工人买完之后全部请您回家，他成了私人老板了，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中国在经历阿根廷的经济悲剧
现在再反过来回头看一看呀历史的先例：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中国就容易虚假经济，给人造成假象，他说他比美国经济好，回报率要高于美国。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政治风险性非常大，经济风险也非常大，但相对比较，就是收益高低和政治风险比较，冒险，就投资到中国去。所以这个曲线就是这样，美国好中国就坏；美国坏中国就好。这个20年的发展过程，你看看这个经济成长，都是这样子。
但这个增长啊，这是个规律。另外还有规律，就是阿根廷跟巴西呀、智利这些国家的几个经济发展的规律。
在80年代前啊，你知道有这个四小龙，亚洲的。到了90年代时候啊，那不是四小龙啊，最好的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啊这个。阿根廷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排名全世界第七，经济排到第七。你说那时候，不过赵紫阳和朱熔基都派一个人到阿根廷跟巴西去学习。
南美国家你想它排名到全世界第七，他增长得非常快，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货币单一汇率 美元挂勾
第一步，它使用那个货币改革，原来是自由兑换，改成像中国式的单一汇率，美元挂勾，一篮子计划。说你美元到我这个阿根廷来投资，完全换成披索，一个汇率，我政府控制。这样子有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以前经济不好，大家想美元这个披索政府控制着，他不会胡乱贬值了，所以大量的外资都进来了。
进去之后呢，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外资进去就要改善环境呀，他就跟中国大陆的积极财政，政府大量投资。结果，阿根廷只要跟那个政府有关系的人啊，你全都沾光，因为到处建工地、修马路、也有高楼大厦，所有环境都很好。
再一个，积极财政之后，他就有这样一个时期，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他总要改革国营企业，它效率总比私人企业低。因为引进外资都免税，那个税占财政比率虽然增长很快，财政增长比率没有，他要靠国营企业。
发国债 弥补财政收入下降
这时候经济就要下来，所以财政收入就要下降，怎么办呢？阿根廷就发国债。国债增长率30%，经济增长率才9%的；国债增长到极限的时候有个比例，要发新的国债要还旧的国债，还要还利息，他都5年、5年的走，越发越大，加到一定程度就像中国大陆现在，去年国债发行3千亿，3千亿里头有1,500亿要还以往年的利息，另1,500亿还本，他自己财政还用不上啊。所以这时，就没办法增长了。
国债发行到极限 增加税收
发国债之后呢，阿根廷又实行一个政策，增税。国债增长不行，就增税啊！它这种经济增长，就造成有权的权力结合，就是分化，所以报复的人很多。他说我们这样子：增收金融交易税。
这金融交易税是干什么？就跟中国大陆一样，大陆在朱熔基末期时，银行存款要缴利息税，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扛债国内都知道，中国大陆从来要缴利息税。阿根廷就缴利息税，他不光缴利息税，金融交易还有交易税。你给他金融上买卖一次、你借个钱也要缴交易税，太厉害，他收交易税。
所以这种情况就造成百姓说：“有钱我干脆我存你那干什么，钱少不要紧，钱多了时候我存你那都交利息了，交利息税了。”转移钱，钱就往外转移，慢慢地转移。转移了钱，国库就空了。
国库空了 砍教育、社保、退休金、医疗
国库空了之后怎么办呢？他又有政策了。减少教育经费、节约财政开支，他先把教育费砍了。你看中国大陆现在教育，他比那个阿根廷砍得还早，改革第一步先砍教育，叫什么教育市场化。我发现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提出教育市场化的，就只有中国大陆首创，这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后他第二步又是什么，这阿根廷搞社保改革。教育的钱不够用啊，找社保那块钱啊改革，他就砍一部份。中国大陆也是如此，中国政府朱熔基的时候，江泽民就讲：“百姓同志们！你们不能让政府增加负担啊，你们把负担都推给政府，政府怎么承担得了。”
我就讲：这百姓怎么给政府增加负担啦？你看这政府给百姓增加负担这道理。他就公开讲：“我们承担不起，这退休金啊要统筹啊，你们自己要各人负担一点、政府负担一点。”现在结果怎样，很多人退休没有退休金。阿根廷就这样，不过呢，过程当中他比那个中国要晚一点。
这之后，又改医疗体系了。医疗体系改革弊病太多了，所以阿根廷就开始减医疗体系。说你们看病的乱花钱，那么浪费，我们减点。他减的时候有钱人他不敢减，像中国大陆时的改革，四级以上干部不在改革范围之内，四级以下都在内了，四级以上干部通通全部实报实销，底下人那就改了。阿根廷也是改穷人。
所以中国大陆改革改医院市场化，现在医院市场化也是全世界首创的，全国医院市场化。你不知道大陆现在在苏州把中学都给卖了，中学都卖给私人了，国营中学卖给私人。现在你到县城去看一看，县城卫生院，最基层的医院全给卖私人了，大型医院现在有些人没有钱买，反正王永庆我知道在北京、天津都在买医院，把当地最好的医院都买了。
这种改革就是这么改，改到最后大家积怨就爆发了。这种情况还是补充不了庞大的开支，这怎么办呢？就要乱发钞票，印钞票了。
(待续) 4/23/2005 4:50:40 AM
*股市大跌 百姓的财富大量蒸发
中共为了补充庞大的开支，就乱印钞票；这种情况造成整个股市下跌。股市下跌，房屋飞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买房子还是最好的，买了房子租出去还能赚点钱，还能保值；股市跌呢，股票就成了白纸。
中国政府讲虚拟经济，我也不知道这虚拟经济怎么虚拟的；我不知道股民是拿张纸画画来，画画去，钱就给它了；但我知道股民是真金白银的存款给它的。中国大陆现在讲：“股票跌那是虚拟经济，影响不了我们中国本质。”它不知道我们中国大陆百姓1万、2万多亿的人民币是怎么虚拟的，这真金白银老百姓的存款都投进去了。所以阿根廷的过程就这样，股市跌，跌完之后房地产就涨；涨到一定程度时，受不了了，百姓就闹了；物价整个涨上去，涨上去怎么办啊？印钞票。
中国大陆现在就走这个过程：现在股票已经跌了，从01年底、02年初，到现在，从2400点跌到现在1100多点。这个1100多点你要按照那个2400点那时候算，现在已经扩充2倍，只相当于当时的700点。2400点跟700点你想差多少倍？大量的财富已经蒸发掉了。
在美国，从那思达克证券交易市场(NASDA)看，大家感受最深的是：整个股票跌的时候，很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跑到南加州去了。
他以前在珪谷一公司，当时他跟我讲要买个岛，他说：“我现在有3千多万的资产。”结果后来NASDA 指数从5000点跌下来之后，他跑到洛杉矶的车行卖汽车去了。
我问：“你怎么跑这儿来卖汽车？”
他说：“我没脸见人，我家族的脸都让我丢光了。我那3千多万…，现在我连房子每月的贷款额都付不起了。”
就这样，他把在珪谷的房子卖了，跑到洛杉矶卖汽车。
中国股市也是这样，老百姓跌得很惨。股票跌，房价就涨；因为大家拿剩下钱去买房子保值。
*中国的经济通货膨涨已经开始？
今年中国大陆在“人大”时讲，一个管经济的说(草庵居士看着文件补充说：“‘人大’讲话，咱不能篡改，我给大家读一读。”)：“高成本、高价格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内容，进入2005年年度，铜与钢材价格上涨始终没有缓解的迹象，油价又一路飙升、空调制造、和近期的原材料成本与04年10月相比，上涨了70%，塑材上涨了73.9%，镀锌版上涨了39%，铜每吨上涨了1，600块人民币。这些产品带动了整个价值的增长，制造成本增长了20%。”
商业部部长，于3月28日，在广州讲：“钢铁、矿石、建筑材料价格上涨71．5%，已经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制定积极应对的措施。我们已经上报国务院总理了。”不过他说：“我不能透露具体细节。”
这个铁矿石建材上涨71．5%，怎么会不带动整个中国的经济通货膨涨？大家想想，石油上涨是全世界性的；但中国铁矿石蚜空际澜绲?5%以上；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中国虚拟经济“虚”的太多。为什么？就是他本身内部的通货膨涨已经传导到国外原材料市场了；他大量地需求，这个通货膨涨的需求就开始传导了。现在从基层传导–就是原材料一级，慢慢制造业上涨之后，再上涨到消费业。大家知道零售商人，不会说产品增长了，进价增长了20%，零售价格不增长；不会的，它是递增的，一定会增长。
按经济学传导的一般过程，大概需要6至8个月，整个价格上涨上来；所以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说中国大陆今年通货膨涨高涨的时候，大约在今年年底–8月份到10月份，这时候整个的通货膨涨就涨上来了。
为什么呢？他另外有数据说大家晓得他没有增长、上涨20%的话，10%至少是有，而今年一到三月份，国内是没有完全证实的数据，是在人大他们讲的，增发又比去年年底，就是上一记录，增发了13%的货币。也就是说，原来是17万亿货币增加到21万亿，21万亿至少增加13%是多少？2万多亿。就光前三个月，中国大陆增加了2万多亿的货币，蒸发掉了，东西当然竞争一部份是增长的，增长是按中国大陆讲是竞争是8%，他增长了13%，无形中货币增加量喔有增加出多少？13又8％就是5%啊，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就是一万亿蒸发掉进去了。这就是中共应用通货膨涨来解决问题。这种通货膨涨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通货膨涨是“武夺财富”；本来有一万块钱的，一膨涨个20%，剩8千块了。钱哪里去了？用经济学讲，就是“筑币税”–谁有钞票发行权谁赚钱。
*人民币贬值 用百姓钱填补中央财政窟窿
美国的小布什上台之后打仗，打仗之后他让美元贬值，大家觉得干什么？其实美元贬值是好事，你知道吗？其实小布什很聪明，贬值之后等于大家蒸发的货币把财政给补充了。
但是有个问题，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她发行货币贬值的时候，美元60%多是在海外流通的，我们在美国花的钱不到40%；60%多，将近70%在海外各国手上，什么日本、中国、香港、台湾的，包括德国都在储备美元；所以美元一贬值，等于全世界给它分担责任。所以小布什打完仗之后，不像第一次老布什打仗时找日本、德国要钱，他把美元贬值，钱就要回来了；所以小布什这个政策是很好的政策，这是对美国来说。
但是中共政府也是很支持，中共国政府原来从4千多亿外汇储备，到现在6千多亿；它说，好，你贬值，我再多买一点美元，就帮助了美国政府、帮助小布什了。
这个是过程，但中国的问题是：人民币贬值之后，因它在国内流通，而不是在海外流通；它自己觉得很光荣，说：“我们现在要成为世界流通货币了；看，在越南已经用我们很多货币了。”但是，实际上货币流通是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现。它的大部份钱，99%以上都在本国内流通，在越南、香港流通的是极少一部份。所以，人民币的贬值，其实，就是用老百姓血汗来填补中央财政的窟窿。
(待续) 5/13/2005 1:22:05 AM
*上海的房产税将是美国的近三倍
中国现在房地产收地产税，地产税在上海是定3%的比例。我知道在美国，加州最高的，是1.2％。但上海是3％，比如说上海买一栋50万的房子（上海好像现在还买不到50万的房子），要交15,000元地产税，每个月百姓要交1,200多元的地产税。
*百姓买房子等于交了双份地产税
话说这地产税在中国大陆，在买房地产开发的时候，要交城市建设税、土地调节税、耕地占用税等、六种税一个费用；交了之后，现在老百姓买了房子，又要重新再收一遍地产税。
这在美国，房子如果没有土地价值的时候，房子是折旧的，比如买一个Mobil House (可移动的房子)，那个房子是折旧的，你住了多少年之后，它就折值为零了；但是有土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土地是增值的；所以在旧金山也好，加州也好，在美国房子是不涨价的，是土地价值在涨。
如果你按税务算的话，可移动房子是财产，它算财产税；但是有土地的时候，要算土地税。中国大陆土地不是私有的，它是公有的，它只租给你70年；而且那70年的租金，它一次就收全。这在美国，如果小布什说70年的租金一次收，他一个星期就下台了。
中国大陆一次收了70年的租金后，你还得交房地产税。话说后来，中国这个土地是中共的，税务局应向中共收土地税，中共应该自己交才是，它却要叫百姓交。你说这在法律上，这个司法程序上都合不上。
*苏州、重庆，地都卖光了
这种情况就引发了很多的问题：经济下跌，造成股市下跌，然后房市就涨上来，之后它就要收地产税。
中共就是这样，地方政府财政靠卖地，卖地没有进入财政预算，也没有限制，所以可以搞建设。这样它的表面“样子工程”搞得很好；但地有限，卖完之后怎么办呢？像苏州，说地全部卖光了；重庆也如此。那个江苏省省长还很光荣地讲：“我们很光荣地向全世界宣布，江苏省已经没有一家国有企业了，因为我们全部MBO 了，全部分光了。”
分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分的，反正一年前就宣布全部 MBO 了。江苏省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一家国有企业的省。重庆也说了：“我们重庆市的土地已经全部开发光了，再买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等着土地上涨。”
他土地卖光，财政没有钱了，就是收税。所以中央跟地方的竞争很大。不知大家有没注意，人大会之后，关于征土地税的问题，在国内的新浪网上，有那么几万条抗议的；它每天都删，每天都删；但删完之后隔一天还有几万条。
然而中央在这个问题是这么解释的，它讲：“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而在国际上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这就是说中央跟地方，在财政收入上，已经很难平衡了，中央没有给地方拨钱，已经拨不了了；而地方卖地已经卖枯竭了，财政出问题了，就跟中央要钱；中央怎么办呢？你收地产税，让它成为你地方的财政开支。这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分配上一个大的矛盾焦点。
所以大家看到，上海市市长现在一直喊：“我们的房子不会跌，上海是国际化城市，我们跟纽约、跟新加坡比，那房价还差得多呢！”其实上海它比纽约高，我知道曼哈顿，当然最贵的也很贵，但平均起来，曼哈顿那个房子一尺不过一千六百多块钱美金，像上海20万人民币一坪米，一坪米大概合9尺吧，你想想，20万人民币就是2千多美元，这就很贵了。
*救股市 把退休金、社保基金、银行基金入市？！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中共正面临的财政问题。大家想一想那个股市一直在跌，以往，每次中共有新的、利好的政策出台时，它股市都会反弹的。中国股市这个跌、起、跌、起的反覆，它是个趋势。但这次，中央讲了几个重要政策，郭9条之后，温家宝又讲了6点，其中他讲：企业年金入市，就是把退休金入股市–即企业年金入市；社保基金入市–就是社会保险基金入市；银行基金入市。
大家知道在美国银行基金是不能随便入股市的，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尤其安隆（Enron）之后。社保基金也不能随便进股市的，它要分散的；尤其在安隆之后，对这个打击很大的。企业年金管得更严，不能随便都跑一个股市的，明明只有一家也跑进去，这就更不行。这有很严的规定的。但中国大陆自政府拿钱救股市之后，它把最重要的钱都放进去了。
大家想想，我在银行存款，我干嘛要通过银行入股市呢？我直接买股票不就行了吗？我存银行就为保险啊，不能赔啊，对不对？！我存银行之后，银行帮我把钱放股市了，倒不如我自己买去，怎么知道你比我更聪明？
中国大陆就出这种很愚蠢的政策，它让银行基金、存款进股市，进了一千多亿。大家看看，这股市反弹反上去，还让它跌。当时讲一千二百六十七点是主力点，但三、四天，崩！下去了；再讲一千一百九十二点是主力点，崩！又下去了。
最近很奇怪，你知道吗？中共出政策很多，什么郭9条，但郭9条一弄跌破1，300点；到温6点，崩！跌破1，200点；我估计下次再出个什么胡9点，它还会再跌，这没办法呀！百姓信心没了。（台下：实际跌破1千点他也没有报导。）
对，没有报导，它已经跌得很低，又回来一点点，回来几十点。在这个情况，经济的状况直捣股民的信心。
对这个，家宝很急呀，亲自在人大会上讲，大家可能也看到报导了，他说：“我们中央承认我们有失误，对不起大家；股市的改革还要进行下去，大家要有信心。”
有信心？信心在哪里？钱我刚刚放2万块，过几年一看剩不到700块钱，这不行呀；大家的损失在那里了。
*中国政府已经没办法支撑股市
所以呀，中国政府已经没办法拿钱去支撑股市了。
有人说草庵居士是个大嘴巴，说狂话。我还给大家讲一个狂话，大家去看，我相信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中国股市会跌破800点。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了，为什么呢？我有个根据。
这个根据是谁讲的？是项怀诚，他是在我来旧金山前的三天讲的，他说，“中国的社保基金要拿到金融市场去交易。”
他讲完这个话，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问：“你们这是什么意图啊？”
他说：“救中国啊！社保基金有3千亿好不容易凑上来，我们进去了1千亿，都套牢了。那帮百姓太精了，一看我们进去就赶紧跑啊！但话说回来，这是老百姓的活命钱啊，我现在管这个，我要是出问题的话，那13亿老百姓要一人砍我一刀的，把他的老本、活命的本钱弄丢了。中央再怎么讲，我也不能再偷了。我把剩的2千亿已全拿到海外去。”
他说，“这是政策上失误啊，没办法。老百姓的退休金存我这里头，到时候拿不出来，不给他们，你说我不真成了百姓的罪人了吗？”他现在要把2千多亿拿到海外市场出来。
从这里看，你想中国股市、中国政府还有什么钱？百姓的银行存款都要成立基金放股市里去，政府的钱在哪里呀？你说政府有钱，政府有钱它为什么要发行国债啊？他真是没有钱了。
(待续) 5/14/2005 3:35:21 AM
2005-09-12
中g高干子弟新名单 2004版
作者：yhlyzlyhly 回复日期：2005-9-12 00:04:30
中共高干子弟新名单 2004版
毛新宇——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全国青联常委、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中校（1971.01，毛主席的嫡孙）
邵 华*——原名张少华，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1938.10，湖南石门人；毛岸青之妻，刘思齐同母异父的妹妹）
毛远新——原辽宁省委副书记（1971-1976），沈阳军区政委（1941，毛泽东侄子，毛泽民之子）
刘允真——又名刘丁，原长沙商业银行副行长（1948，刘少奇三子）
刘 源——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中将，36岁任河南省副省长（1951，湖南宁乡人；刘少奇幼子）
刘平平*——又名王晴，原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1999.11.25，国际星座局将蛇夫星座编号为RA17H37M17S—D5’39’的星注上了“王晴”的名字，以表彰她在食品学领域做出的贡献。（1949.05，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博士，刘少奇三女）
刘亭亭*——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1952，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刘少奇四女）
刘维明——原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38，宁乡人，刘少奇侄子）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子）
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邓小平次子）
邓 林*——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四川广安人，邓小平长女）
邓 楠*——科技部副部长（邓小平之女）
邓 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之女）
吴建常——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邓小平女婿、邓林之夫）
张 宏——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邓小平女婿、邓楠之夫）
贺 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少将贺彪之子，邓小平女婿，邓榕之夫）
邓先群——原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少将（邓小平同父异母的妹妹）
栗前明——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邓小平妹夫，邓先群丈夫）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04，浙江绍兴；曾国藩的五世外孙；原天津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之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妻子张志凯是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大将之女）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之子）
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1953.06，陕西富平人，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薄熙来——商务部部长（1949，山西定?Z人，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谷开来——薄熙来之妻（山东荣成人，前副总理谷牧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1991.11－1997.01）（薄一波女婿）
刘会远——深圳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李 桁*——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王岐山——北京市市长（1948.07生于青岛，山西天镇人，原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廖 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国务院侨办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1945.11，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李源潮——江苏省委书记（1950.11，江苏涟水人，李干成之子）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白坚之子）
王 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1941.04，湖南浏阳人，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长子）
王 之——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1942，王震二子）
王 兵——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王震幼子）
孔 丹——中国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江西萍乡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
王维延——深圳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1944，湖南浏阳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之子）
王维滨——武警部队第一任计生办主任，大校（1947.11，王首道之女）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早期理论家王亚南之子）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
刘亚洲——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少将，作家（1952.10，安徽宿县，李先念女婿，李小林之夫）
何光炜——国家旅游局局长（1944，湖南华容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1943，原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
汪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8.01，江苏宜兴人，原机械工业部、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1948.04，黑龙江望奎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统战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42.11，湖南浏阳人，原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
刘 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45，胡耀邦次子）
安 黎——原厦门市副市长（胡德平之妻，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女）
安 民——商务部副部长（1945.04，陕西绥德人，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子）
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1950.12，浙江义乌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妻弟）
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36.09，湖南长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之长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十六届中央委员（1943.05，李维汉之幼子）
洪 虎——吉林省省长（1940.06，安徽金寨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之子）
洪 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刘锡荣——中纪委副书记（1942.05，江西瑞金人，中共烈士刘英之子）
滕久明——重庆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之子）
乔宗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领导成员（1944.07，江苏建湖人，乔冠华之子）
陈伟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云长女）
陈伟力——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陈云之女）
陈 元——国家开发银行行长（1945.01，上海青浦人，陈云长子）
陈 方——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陈云幼子）
陈知非——航天部高级工程师（湖南湘乡人，陈赓长子）
陈知健——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湘乡人，陈赓之次子）
陈知庶——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湘乡人，陈赓之三子）
陈知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军事科学院外军研部研究员、少将（1949，湖南湘乡人，陈赓之子）
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元帅陈毅之子）
陈丹淮——总装备部科技部部长、少将（陈毅之子）
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妻粟惠宁，粟裕女婿，陈毅之子）
王光亚——外交部副部长、驻联合国全权大使（1950.03，江苏人，陈毅女婿）
陈同海——中石化董事长兼总经理（1949，江苏灌云人，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之子）
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41，湖南人，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陶铸之女）
贺捷生*——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部长、少将（1935.11，湖南桑植人，贺龙之长女）
聂 力*——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将（1939.09，重庆人，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聂荣臻之女）
丁衡高——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院士、上将、原国防科工委主任（1931.02，南京人，聂荣臻女婿）
谭冬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谭震林之子）
张 翔——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四川人，大将、原副总理张爱萍之子）
罗东进——解放军二炮副政委、中将（1939.02，湖南衡山人，元帅罗荣桓之子）
李 伦——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安徽巢湖人，原外交部副部长、调查部部长李克农之子）
丁一平——济南军区副司令兼北海舰队司令员、中将（1955，湖南湘乡，开国中将原北海舰队政委丁秋生之子）
何道泉——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湖南华容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周尔钧——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少将（周恩来之侄）
罗 箭——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罗瑞卿之子）
秦 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开国上将秦基伟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原军委副主席、上将张震之子）
张海阳——陆军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少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刘太行——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杨俊生——武警部队装备部部长兼科技开发部主任、少将（杨成武之女）
杨东胜——解放军第二炮兵装备部副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明——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伍绍祖——中直工委常务副书记、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1939.04，湖南耒阳人，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之子）
李南征——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上将李德生之子)
刘卓明——解放军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少将（湖北大悟人，前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之子）
潘 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刘华清女婿）
许援朝——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少将（许世友之子）
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大将许光达之子）
万伯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之子）
万季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1948.10，山东东平人，万里之子）
叶选平——原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1924.11，广东梅县人，元帅叶剑英之子）
吴小兰——原深圳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选平之妻，中共元老吴玉章外孙女）
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总裁（叶选平之子）
叶选宁——岳枫，原总政联络部长，中将，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国荃的五世外孙，叶剑英之子）
叶选廉——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同上
叶向真——凌子，导演，现居香港（叶剑英女儿）
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叶剑英女婿，邹韬奋之子）
叶选基——武警部队高级军官（叶剑英侄子）
叶静子——星际文化集团公司总裁（1975，叶选宁之女）
傅 锐——原中国核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之子）
傅 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所长（彭真之子）
傅 彦——北京富利公司董事长（彭真之女）
蒋小明——深圳赛博控股公司董事长（乔石之子）
王小朝——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尚昆女婿，杨李丈夫）
荣智健——中信泰富集团主席，中国内地首富（1942，江苏人，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
邓英淘——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52.09，湖南桂东人，前中宣部长邓力群之子）
谢 飞——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常务副会长（1942，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之子）
江泽慧——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1938.02，江苏人，***之妹）
江绵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长子）
江绵康——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将（1957，江苏人，***幼子） [/b][b]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1959，李鹏之子）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镕基之女）
温云松——北京Unihub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徐 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2003中国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温如春，温家宝女婿）
中共高干子弟新名单 2004版
毛新宇——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全国青联常委、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中校（1971.01，毛主席的嫡孙）
邵 华*——原名张少华，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1938.10，湖南石门人；毛岸青之妻，刘思齐同母异父的妹妹）
毛远新——原辽宁省委副书记（1971-1976），沈阳军区政委（1941，毛泽东侄子，毛泽民之子）
刘允真——又名刘丁，原长沙商业银行副行长（1948，刘少奇三子）
刘 源——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中将，36岁任河南省副省长（1951，湖南宁乡人；刘少奇幼子）
刘平平*——又名王晴，原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1999.11.25，国际星座局将蛇夫星座编号为RA17H37M17S—D5’39’的星注上了“王晴”的名字，以表彰她在食品学领域做出的贡献。（1949.05，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博士，刘少奇三女）
刘亭亭*——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1952，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刘少奇四女）
刘维明——原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38，宁乡人，刘少奇侄子）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子）
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邓小平次子）
邓 林*——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四川广安人，邓小平长女）
邓 楠*——科技部副部长（邓小平之女）
邓 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之女）
吴建常——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邓小平女婿、邓林之夫）
张 宏——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邓小平女婿、邓楠之夫）
贺 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少将贺彪之子，邓小平女婿，邓榕之夫）
邓先群——原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少将（邓小平同父异母的妹妹）
栗前明——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邓小平妹夫，邓先群丈夫）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04，浙江绍兴；曾国藩的五世外孙；原天津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之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妻子张志凯是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大将之女）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之子）
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1953.06，陕西富平人，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薄熙来——商务部部长（1949，山西定?Z人，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谷开来——薄熙来之妻（山东荣成人，前副总理谷牧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1991.11－1997.01）（薄一波女婿）
刘会远——深圳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李 桁*——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王岐山——北京市市长（1948.07生于青岛，山西天镇人，原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廖 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国务院侨办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1945.11，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李源潮——江苏省委书记（1950.11，江苏涟水人，李干成之子）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白坚之子）
王 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1941.04，湖南浏阳人，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长子）
王 之——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1942，王震二子）
王 兵——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王震幼子）
孔 丹——中国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江西萍乡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
王维延——深圳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1944，湖南浏阳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之子）
王维滨——武警部队第一任计生办主任，大校（1947.11，王首道之女）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早期理论家王亚南之子）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
刘亚洲——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少将，作家（1952.10，安徽宿县，李先念女婿，李小林之夫）
何光炜——国家旅游局局长（1944，湖南华容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1943，原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
汪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8.01，江苏宜兴人，原机械工业部、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1948.04，黑龙江望奎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统战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42.11，湖南浏阳人，原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
刘 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45，胡耀邦次子）
安 黎——原厦门市副市长（胡德平之妻，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女）
安 民——商务部副部长（1945.04，陕西绥德人，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子）
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1950.12，浙江义乌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妻弟）
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36.09，湖南长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之长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十六届中央委员（1943.05，李维汉之幼子）
洪 虎——吉林省省长（1940.06，安徽金寨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之子）
洪 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刘锡荣——中纪委副书记（1942.05，江西瑞金人，中共烈士刘英之子）
滕久明——重庆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之子）
乔宗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领导成员（1944.07，江苏建湖人，乔冠华之子）
陈伟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云长女）
陈伟力——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陈云之女）
陈 元——国家开发银行行长（1945.01，上海青浦人，陈云长子）
陈 方——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陈云幼子）
陈知非——航天部高级工程师（湖南湘乡人，陈赓长子）
陈知健——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湘乡人，陈赓之次子）
陈知庶——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湘乡人，陈赓之三子）
陈知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军事科学院外军研部研究员、少将（1949，湖南湘乡人，陈赓之子）
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元帅陈毅之子）
陈丹淮——总装备部科技部部长、少将（陈毅之子）
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妻粟惠宁，粟裕女婿，陈毅之子）
王光亚——外交部副部长、驻联合国全权大使（1950.03，江苏人，陈毅女婿）
陈同海——中石化董事长兼总经理（1949，江苏灌云人，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之子）
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41，湖南人，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陶铸之女）
贺捷生*——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部长、少将（1935.11，湖南桑植人，贺龙之长女）
聂 力*——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将（1939.09，重庆人，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聂荣臻之女）
丁衡高——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院士、上将、原国防科工委主任（1931.02，南京人，聂荣臻女婿）
谭冬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谭震林之子）
张 翔——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四川人，大将、原副总理张爱萍之子）
罗东进——解放军二炮副政委、中将（1939.02，湖南衡山人，元帅罗荣桓之子）
李 伦——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安徽巢湖人，原外交部副部长、调查部部长李克农之子）
丁一平——济南军区副司令兼北海舰队司令员、中将（1955，湖南湘乡，开国中将原北海舰队政委丁秋生之子）
何道泉——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湖南华容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周尔钧——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少将（周恩来之侄）
罗 箭——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罗瑞卿之子）
秦 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开国上将秦基伟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原军委副主席、上将张震之子）
张海阳——陆军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少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刘太行——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杨俊生——武警部队装备部部长兼科技开发部主任、少将（杨成武之女）
杨东胜——解放军第二炮兵装备部副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明——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伍绍祖——中直工委常务副书记、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1939.04，湖南耒阳人，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之子）
李南征——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上将李德生之子)
刘卓明——解放军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少将（湖北大悟人，前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之子）
潘 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刘华清女婿）
许援朝——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少将（许世友之子）
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大将许光达之子）
万伯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之子）
万季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1948.10，山东东平人，万里之子）
叶选平——原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1924.11，广东梅县人，元帅叶剑英之子）
吴小兰——原深圳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选平之妻，中共元老吴玉章外孙女）
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总裁（叶选平之子）
叶选宁——岳枫，原总政联络部长，中将，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国荃的五世外孙，叶剑英之子）
叶选廉——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同上
叶向真——凌子，导演，现居香港（叶剑英女儿）
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叶剑英女婿，邹韬奋之子）
叶选基——武警部队高级军官（叶剑英侄子）
叶静子——星际文化集团公司总裁（1975，叶选宁之女）
傅 锐——原中国核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之子）
傅 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所长（彭真之子）
傅 彦——北京富利公司董事长（彭真之女）
蒋小明——深圳赛博控股公司董事长（乔石之子）
王小朝——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尚昆女婿，杨李丈夫）
荣智健——中信泰富集团主席，中国内地首富（1942，江苏人，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
邓英淘——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52.09，湖南桂东人，前中宣部长邓力群之子）
谢 飞——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常务副会长（1942，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之子）
江泽慧——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1938.02，江苏人，***之妹）
江绵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长子）
江绵康——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将（1957，江苏人，***幼子） [/b][b]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1959，李鹏之子）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镕基之女）
温云松——北京Unihub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徐 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2003中国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温如春，温家宝女婿）
2005-07-18
中国是不能承受这种浪费的 by斯蒂格利茨
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2322
中国是不能承受这种浪费的
发表日期：2005年6月23日 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编辑录入：素手】
（本文系斯蒂格利茨先生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纪念《经济科学译丛出版十周年》而写，亦为其著作《经济学》第三版中译本序言节选。）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具中国特色，并且异常成功，这与大多数其他转轨国家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且在新千年的头几年里，当世界其他地方均陷入全球性的增长减速时，中国则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9％。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良好运行的经济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经济不再平稳运行时———而实际上我们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才会认识到经济的良好运行是多么重要。二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相当不平凡的经济增长———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使这么多的人摆脱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前所未见的。即使是在东亚危机期间，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都陷入了衰退和萧条，中国仍然能够保持稳健的增长。
转轨的两大问题
然而在转轨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挑战，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中国必然会不断面对许多新问题。
在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经营者实际上掌握许多企业控制权的风险，这一问题困扰着转轨过程中的许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并且导致了这些国家十分糟糕的经济绩效。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平等的程度在大幅度增加，包括城乡之间和沿海省份与西部地区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中国政府对这些挑战作出了反应。例如，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可以增加经济发展的机会。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所改善，但要判断这是否足以缩小这种巨大的差距，还为时尚早。
降低“国家敞开”的风险
今天的中国还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它必须对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重新进行定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在为中国商品打开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市场向其他国家敞开了。虽然机会是巨大的，但风险也不小，正如其他国家所经历的，因而中国必须采取措施降低这些风险。例如，来自得到了大量补贴的欧美农产品的竞争，可能会使农产品价格下降，使原本就已经很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更为严重。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导致外国银行的进入，它们更倾向于向大型跨国公司而不是向国内中小企业贷款，其结果是那些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部门获得的贷款可能会下降。中国的成功导致了世界其他国家政治上的压力，在废除了纺织品配额之后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这一全球主要产业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美国巨大的双边贸易顺差———尽管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低储蓄率———导致了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不管这些压力的后果如何，很明显，与过去相比，中国将更多地依赖于国内需求的增加，更少地依赖出口需求。政府再次意识到了这些挑战，但很高的储蓄率（在2004年达到了50％以上）———虽然这是让其他国家很羡慕的———却增加了它所面临的困难。
直面两大挑战
第一方面的挑战是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如退休和医疗。过去，许多这些社会需要都是由国有企业来满足的，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目前存在巨大的缺口。人们很担心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在退休后还能有足够的钱过上体面的生活吗？任何致力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的社会和政府都必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与城乡不平等一样，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是一个问题。高储蓄率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担心会有这些需要。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提高国内需求。
第二方面的挑战是环境问题。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对环境的巨大需求。全球变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虽然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但其每一元人民币产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要高得多。之所以能源消费很高，部分原因是价格较低———中国是世界上汽油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鉴于其比较大的人口密度，发展更好的公交系统不仅对经济和环境是有利的，而且会使城市变得更适宜居住。
妥善处理市场经济国家“通病”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它会面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面对的两个问题。注意特殊利益集团的作用。中国未能提高汽油价格的一个原因被认为是汽车生产商的压力，它们担心较高的汽油价格会对汽车工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即使汽油价格上涨了，汽车工业也会快速增长，而且随着汽车质量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改善，还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公共汽车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交通的生产也可以增加工作岗位。当然，如果汽油价格较高，汽车工业的利润确实会下降，但是，将这些特殊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却是错误的。特殊利益的影响力可能会不断壮大，因而需要建立控制这些影响的制度。
警惕“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化
当看到了市场经济可以带来的好处时，许多人会相信市场经济会解决所有问题，并认为政府规制会抑制经济增长。与对政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盲目信仰一样，对市场会解决所有问题的盲目信仰也是十分危险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某种平衡。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帮助人们了解市场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政府的适当作用，从而使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决策都能够建立在现代经济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现代经济科学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往往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以及为什么市场往往会导致很高的不平等———高于致力于社会公正和团结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历史以及最近的经验支持了理论上的分析。例如，在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或许是最强大的市场经济国家）经历了繁荣和随后的崩溃。在繁荣期间，数千亿美元被浪费在后来被发现毫无价值的投资上。企业披露了不准确的信息。价格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起着中心作用，但如果将不准确的信息提供给市场，价格将会被扭曲，而扭曲的价格将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资源的浪费。企业及其经营者有提供扭曲信息的激励。美国最终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一项法案【《萨班－奥西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使企业更有可能会提供准确信息。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国家，能够承受资源的浪费———美国不仅在繁荣期间在毫无价值的投资上损失了数千亿美元，而且在接下来的衰退时期，它能够生产的数量与实际生产的数量之间的差额也是相当巨大的，在四年期间超过了一万亿美元。
中国是不能承受这种浪费的。
另外，如果没有好的规制和法律，例如，不能确保有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中国将不能吸引到支撑其增长所需的投资。当然，过分简单化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就对付特殊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而言，没有比了解经济学原理更为有效的工具。
中国是不能承受这种浪费的
发表日期：2005年6月23日 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编辑录入：素手】
（本文系斯蒂格利茨先生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纪念《经济科学译丛出版十周年》而写，亦为其著作《经济学》第三版中译本序言节选。）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具中国特色，并且异常成功，这与大多数其他转轨国家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且在新千年的头几年里，当世界其他地方均陷入全球性的增长减速时，中国则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9％。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良好运行的经济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经济不再平稳运行时———而实际上我们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才会认识到经济的良好运行是多么重要。二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相当不平凡的经济增长———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使这么多的人摆脱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前所未见的。即使是在东亚危机期间，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都陷入了衰退和萧条，中国仍然能够保持稳健的增长。
转轨的两大问题
然而在转轨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挑战，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中国必然会不断面对许多新问题。
在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经营者实际上掌握许多企业控制权的风险，这一问题困扰着转轨过程中的许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并且导致了这些国家十分糟糕的经济绩效。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平等的程度在大幅度增加，包括城乡之间和沿海省份与西部地区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中国政府对这些挑战作出了反应。例如，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可以增加经济发展的机会。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所改善，但要判断这是否足以缩小这种巨大的差距，还为时尚早。
降低“国家敞开”的风险
今天的中国还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它必须对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重新进行定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在为中国商品打开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市场向其他国家敞开了。虽然机会是巨大的，但风险也不小，正如其他国家所经历的，因而中国必须采取措施降低这些风险。例如，来自得到了大量补贴的欧美农产品的竞争，可能会使农产品价格下降，使原本就已经很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更为严重。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导致外国银行的进入，它们更倾向于向大型跨国公司而不是向国内中小企业贷款，其结果是那些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部门获得的贷款可能会下降。中国的成功导致了世界其他国家政治上的压力，在废除了纺织品配额之后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这一全球主要产业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美国巨大的双边贸易顺差———尽管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低储蓄率———导致了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不管这些压力的后果如何，很明显，与过去相比，中国将更多地依赖于国内需求的增加，更少地依赖出口需求。政府再次意识到了这些挑战，但很高的储蓄率（在2004年达到了50％以上）———虽然这是让其他国家很羡慕的———却增加了它所面临的困难。
直面两大挑战
第一方面的挑战是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如退休和医疗。过去，许多这些社会需要都是由国有企业来满足的，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目前存在巨大的缺口。人们很担心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在退休后还能有足够的钱过上体面的生活吗？任何致力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的社会和政府都必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与城乡不平等一样，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是一个问题。高储蓄率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担心会有这些需要。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提高国内需求。
第二方面的挑战是环境问题。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对环境的巨大需求。全球变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虽然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但其每一元人民币产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要高得多。之所以能源消费很高，部分原因是价格较低———中国是世界上汽油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鉴于其比较大的人口密度，发展更好的公交系统不仅对经济和环境是有利的，而且会使城市变得更适宜居住。
妥善处理市场经济国家“通病”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它会面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面对的两个问题。注意特殊利益集团的作用。中国未能提高汽油价格的一个原因被认为是汽车生产商的压力，它们担心较高的汽油价格会对汽车工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即使汽油价格上涨了，汽车工业也会快速增长，而且随着汽车质量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改善，还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公共汽车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交通的生产也可以增加工作岗位。当然，如果汽油价格较高，汽车工业的利润确实会下降，但是，将这些特殊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却是错误的。特殊利益的影响力可能会不断壮大，因而需要建立控制这些影响的制度。
警惕“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化
当看到了市场经济可以带来的好处时，许多人会相信市场经济会解决所有问题，并认为政府规制会抑制经济增长。与对政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盲目信仰一样，对市场会解决所有问题的盲目信仰也是十分危险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某种平衡。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帮助人们了解市场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政府的适当作用，从而使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决策都能够建立在现代经济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现代经济科学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往往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以及为什么市场往往会导致很高的不平等———高于致力于社会公正和团结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历史以及最近的经验支持了理论上的分析。例如，在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或许是最强大的市场经济国家）经历了繁荣和随后的崩溃。在繁荣期间，数千亿美元被浪费在后来被发现毫无价值的投资上。企业披露了不准确的信息。价格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起着中心作用，但如果将不准确的信息提供给市场，价格将会被扭曲，而扭曲的价格将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资源的浪费。企业及其经营者有提供扭曲信息的激励。美国最终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一项法案【《萨班－奥西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使企业更有可能会提供准确信息。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国家，能够承受资源的浪费———美国不仅在繁荣期间在毫无价值的投资上损失了数千亿美元，而且在接下来的衰退时期，它能够生产的数量与实际生产的数量之间的差额也是相当巨大的，在四年期间超过了一万亿美元。
中国是不能承受这种浪费的。
另外，如果没有好的规制和法律，例如，不能确保有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中国将不能吸引到支撑其增长所需的投资。当然，过分简单化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就对付特殊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而言，没有比了解经济学原理更为有效的工具。
美元走强打击美企资金回流 Dollar strength weakens returning greenback
http://zhongwen.ft.com/cms/s/6586f462-f18b-11d9-9c3e-00000e2511c8%2Cch%3DFTChina.html
2005年07月11日 星期一
美国公司本财报季节将失去其最大增长源之一，因为迅速走强的美元正在扭转海外利润的夸大效应。
//
Corporate America will have to do without one of its largest sources of growth this earnings season as the rapidly strengthening dollar reverses its flattering effect on overseas profits.
//
连续12个季度来，跨国企业利润年度同比因美元走弱而被夸大。
//
Year-on-year comparisons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d been inflated for 12 quarters in a row by a weakening dollar.
//
美元兑欧元和其它货币自1月份以来涨幅很大，意味着即将出炉的第二季度数据中，海外利润将按与去年这个时候大致相同的汇率转换成美元。
//
Its steep rise against the euro and other currencies since January means second quarter figures out soon will instead see foreign profits translated at roughly the same rate as this time last year.
//
但汇率波动不仅仅意味着企业报告收益的季度放大告一段落。
//
But the currency volatility means more than just an end to the quarterly supercharging of reported earnings.
//
它也使过去几年里积累起来的数千亿美元海外利润回流美国的过程有被中断的风险。
//
It also threatens to disrupt the repatriation of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foreign earnings built up over several years.
//
这种资金的实际流动，源自美国国会批准的一项为期一年的免税措施，目的是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把在海外赚的钱再投资于本土企业。
//
These real flows of money stem from a one-year tax amnesty granted by the US Congress to encourage US multinationals to reinvest money earned overseas in their businesses back home.
//
自这一企业免税措施1月份实施以来，各家大公司已宣布各项计划，要把逾1000亿美元资金遣返国内，并指定了另外高达1500亿美元资金回流。
//
Since the amnesty began in January, large companies have announced plans to repatriate more than $100bn and earmarked up to another $150bn.
//
问题是，税务当局迟迟不给予指导意见，意味着大部分公司都还没有启动资金回流过程。
//
The problem is that delays in receiving guidance from tax authorities mean most companies have barely started the process.
//
花旗集团(Citigroup)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汇流动及客户的讨论估计，美国企业迄今仅把500亿美元遣返回国，相当于总额的五分之一。
//
Based on public disclosures, foreign exchange flows and client discussions, Citigroup estimates barely $50bn a fifth of the total has been returned so far.
//
与这些公司最初宣布资金遣返计划时相比，欧元目前能兑换到的美元少了12%，由此看来，政府延误提供指导可能代价高昂。
//
Since the euro buys 12 per cent fewer dollars now than it did when companies first announced their repatriation plans, this could prove an expensive delay.
//
对于这一问题的精确规模，人们的看法存在分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公司已将离岸资金换成美元。
//
Opinions differ on the exact scale of the problem, not least because some companies already have the offshore money in dollars.
//
花旗集团的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估计，有逾1000亿美元资金仍有待兑换，大部分是欧元，但也有日元、英镑及瑞士法郎。
//
Mark Graham of Citigroup estimates more than $100bn remains to be converted, mostly from euros, but also yen, sterling and Swiss francs.
//
他说：“人们错失良机(没有在美元较弱时将资金汇回国内)，对此他们颇为沮丧。我们已开始更多地讨论对冲措施，且在过去两三周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显然在上升。”
//
He said: “People have been frustrated that they missed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back money when the dollar was weaker]. “We are beginning to have a lot more hedging discussions and in the last two or three weeks there has been a definite pick up in awareness of this issue.”
//
但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表示，对外汇风险的估计被夸大了，因为制药商和计算机制造商等有着最大资金遣返计划的公司，很可能已经在以美元记账。
//
But Bank of America said estimates of foreign exchange exposure were exaggerated because companies with the biggest planned repatriations such as drug and computer makers were most likely to account in dollars already.
//
译者/张征
http://zhongwen.ft.com/cms/s/6586f462-f18b-11d9-9c3e-00000e2511c8%2Cch%3DFTChina.html
2005年07月11日 星期一
美国公司本财报季节将失去其最大增长源之一，因为迅速走强的美元正在扭转海外利润的夸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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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America will have to do without one of its largest sources of growth this earnings season as the rapidly strengthening dollar reverses its flattering effect on overseas pro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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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2个季度来，跨国企业利润年度同比因美元走弱而被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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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on-year comparisons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d been inflated for 12 quarters in a row by a weakening d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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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兑欧元和其它货币自1月份以来涨幅很大，意味着即将出炉的第二季度数据中，海外利润将按与去年这个时候大致相同的汇率转换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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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steep rise against the euro and other currencies since January means second quarter figures out soon will instead see foreign profits translated at roughly the same rate as this time l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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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汇率波动不仅仅意味着企业报告收益的季度放大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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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currency volatility means more than just an end to the quarterly supercharging of reported ear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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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使过去几年里积累起来的数千亿美元海外利润回流美国的过程有被中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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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also threatens to disrupt the repatriation of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foreign earnings built up over several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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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金的实际流动，源自美国国会批准的一项为期一年的免税措施，目的是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把在海外赚的钱再投资于本土企业。
//
These real flows of money stem from a one-year tax amnesty granted by the US Congress to encourage US multinationals to reinvest money earned overseas in their businesses back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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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这一企业免税措施1月份实施以来，各家大公司已宣布各项计划，要把逾1000亿美元资金遣返国内，并指定了另外高达1500亿美元资金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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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amnesty began in January, large companies have announced plans to repatriate more than $100bn and earmarked up to another $150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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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税务当局迟迟不给予指导意见，意味着大部分公司都还没有启动资金回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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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is that delays in receiving guidance from tax authorities mean most companies have barely started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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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团(Citigroup)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汇流动及客户的讨论估计，美国企业迄今仅把500亿美元遣返回国，相当于总额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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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public disclosures, foreign exchange flows and client discussions, Citigroup estimates barely $50bn a fifth of the total has been returned s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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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公司最初宣布资金遣返计划时相比，欧元目前能兑换到的美元少了12%，由此看来，政府延误提供指导可能代价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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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euro buys 12 per cent fewer dollars now than it did when companies first announced their repatriation plans, this could prove an expensive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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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问题的精确规模，人们的看法存在分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公司已将离岸资金换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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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s differ on the exact scale of the problem, not least because some companies already have the offshore money in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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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团的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估计，有逾1000亿美元资金仍有待兑换，大部分是欧元，但也有日元、英镑及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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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Graham of Citigroup estimates more than $100bn remains to be converted, mostly from euros, but also yen, sterling and Swiss fran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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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人们错失良机(没有在美元较弱时将资金汇回国内)，对此他们颇为沮丧。我们已开始更多地讨论对冲措施，且在过去两三周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显然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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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aid: “People have been frustrated that they missed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back money when the dollar was weaker]. “We are beginning to have a lot more hedging discussions and in the last two or three weeks there has been a definite pick up in awareness of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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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表示，对外汇风险的估计被夸大了，因为制药商和计算机制造商等有着最大资金遣返计划的公司，很可能已经在以美元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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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Bank of America said estimates of foreign exchange exposure were exaggerated because companies with the biggest planned repatriations such as drug and computer makers were most likely to account in dollars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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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张征
